致敬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青春方阵
(上接10版)
戴维斯之死，震动美国朝野。25名战俘的妻子聚集在美国国会大厦前请愿：“还我丈夫！”
然而，正当共和党国会领袖指责民主党发动的朝鲜战争是 “历史上最没有希望的冲突”的时候——1953年4月9日，又一则令美国人沮丧的消息出现在了老牌大报《纽约时报》的版面上：“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在朝鲜失踪。
“费席尔被俘后，提出要见一见把他打下来的中国飞行员。得知我只有19岁、飞行时间还不到他的二十分之一，费席尔很吃惊。”67年后的今天，志愿军英雄韩德彩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老人说：“美国人的飞机确实先进，飞行员作战经验丰富，但有两点不能跟我们比。我们敢于空中拼刺刀，他们不敢；他们是不义之战，国内反战。我们是正义之战，全国支持，这个他们更不能跟我们比！”
抗美援朝，全国人民的捐款折合战斗机3710架。面对一场立国之战、崛起之战，一个民族的爱国热情空前奔涌，一支军队为祖国、为正义、为和平而战的血性空前迸发。
血性，是胜利的刀锋。靠着敢于空中拼刺刀的血性，年轻的中国空军打出了一片英雄的天空。鸭绿江至清川江之间面积约16800平方公里的空域，被美军飞行员称为 “米格走廊”。美国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专门下令：一切没有护航的飞机，不得进入“米格走廊”。
2020年8月2日，95岁的王海度过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建军节后，告别毕生为之奋斗的飞行事业，魂归云天。他那驾曾经驰骋朝鲜战场的米格-15战机，如今就停放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上面的9颗星，是王海击落击伤的敌机数量。
与王海一样年轻的空战英雄，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场上留下了这样一串“星星”——赵宝桐：击落击伤美机9架；刘玉堤：击落击伤敌机8架；孙生禄：击落击伤敌机7架；张积慧：击落击伤敌机5架，首次击落敌机……
钢少气多——上甘岭战役的沙盘，进入了美国西点军校的课堂
敢战，善战，胜战。浴血朝鲜战场，年轻的中国空军淬火成钢，久历战火的中国陆军越战越强。
1952年，美国又一个大选之年。此时的美军已经在朝鲜战场用尽了除原子弹之外的所有先进武器，却没有占到半点便宜。
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官克拉克，迫切需要一场军事上的“胜利”，缓解美国国内的强烈不满。共和党总统竞选人艾森豪威尔的西点军校同学成了受命主导新的攻势的指挥员——他，就是此时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范弗里特。
范弗里特将他的行动命名为“摊牌行动”。不过，听上去仿佛规模巨大的作战行动，目标却仅仅是夺取志愿军占领的两座海拔500多米高的山包——上甘岭。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从惊天动地的炮击开始。范弗里特集中了300余门大口径火炮、27辆坦克和40余架飞机，他认为，以这样的火力，5天就能占领上甘岭。好莱坞女星珍妮·罗素的名字，被美军用来命名上甘岭597.9高地，以表明势在必得之决心。
范弗里特之所以闻名美军，不仅是因为他在诺曼底登陆时率先攻上犹他滩头，一天获得3枚“十字英勇勋章”，还因为他在朝鲜战场上狂用炮火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专用名词——“范弗里特弹药量”。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联合国军”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伤亡2.5万人，损失了274架飞机。尽管表面阵地几易其手，山上的土石被炸成了两米多厚的粉末，但在43天后，上甘岭依然牢牢掌握在志愿军手中。珍妮·罗素自然也没有想到，她那天使般的微笑，未能给美军带来好运——上甘岭成了美军的“伤心岭”。
上甘岭战役的沙盘，后来进入了西点军校的课堂。据说，活了整整100岁的范弗里特，直到晚年还在不停地反思：这一仗美军究竟输在哪里？
显然，精于计算的范弗里特计算清楚了上甘岭的兵力火力，却没能计算出志愿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适应战争的能力，更没有计算出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军队在连续20多年征程中，锻造出来的必胜信念。
上甘岭之战时，60岁的范弗里特的对手是36岁的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血战上甘岭，第15军27个连队中有16个连3次打光重建。秦基伟誓言铮铮：“为了祖国，为了全局胜利，15军打光了也在所不惜！”
一座山峰的崛起，挺立的是一代英雄的脊梁。1953年6月16日，得胜回国的秦基伟走进中南海。一见面，毛泽东就夸赞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他笑着说：“它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利坚合众国的钢铁还要硬！”
钢少气多。这，就是血战上甘岭的志愿军将士的气概，就是千千万万优秀中华儿女的气概，就是已经站起来的中华民族的气概。
上甘岭战役最激烈的日子里，24岁的军旅作家陆柱国，在前线阵地的炮弹箱上记录志愿军将士的壮举。天上战机轰呜，耳边炮火咆哮，眼前是一个个勇敢无畏的可爱形象，战士与祖国，祖国与战士，一遍遍重叠闪回……9个不眠之夜之后，陆柱国捧出了一叠浸着泪水、带着浓烈硝烟味儿的稿纸。这，便是后来被搬上银幕的名著《上甘岭》。
他们不再是同一批中国人了——一条鸭绿江，见证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和一支不一样的军队
大雪纷飞。长津湖之战结束，战友们从冻死在阵地上的上海籍战士宋阿毛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当这张冻得几乎不能被展平的纸条送到志愿军总部时，彭德怀泣不成声，哽咽着说：“一线部队的艰苦，甚至超过了长征时期，他们为谁牺牲？他们为谁流血？他们还都是年轻可爱的娃娃呀！”
哪怕是死，也要高傲地耸立在阵地上；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朝着冲锋的方向。
保罗·弗里曼，美第八集团军二师23团团长，抗战时期曾任美国驻华助理武官，对国民党军队的作风和战斗力印象很差。时隔几年，当弗里曼与志愿军交手，他的部队被志愿军打垮，团部也被攻占。记者问弗里曼有何感受，他回答：“他们不再是同一批中国人了！”
人，不再是那批人了；新中国也不再是任人欺凌的旧中国了。
1894年7月25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三个月后的10月25日，日军越过鸭绿江，清军守将不战而逃，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当时还叫“安东”的丹东。56年后的同一天，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勇敢地与世界最强大的对手较量。
一条鸭绿江，见证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和一支不一样的军队。
在这个崭新的国度，领袖与人民同甘共苦。在这支英雄的军队，统帅与士兵生死与共。
1950年10月，当“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距前线1000多公里的东京“第一大厦”乐观地等待他个人盲目确定的美军得胜班师时间时，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正乘着一辆苏制吉普车，奔驰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领先于大部队到达前线的彭德怀，把原定的阵地防御战调整为在运动战中寻机歼敌，打了一场“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战”——第一次战役。
第二次战役，面对志愿军的包围，美第二师师长劳伦斯·凯泽少将抛弃了他的士兵，神秘“消失”了。那一战，美第二师损兵4000多人，直接失去战斗力。美国随军记者罗伊·埃德加·阿普尔曼记载：“1950年11月28日的时候凯泽还很健康，但是到了11月30日他突然得了重感冒。”结果，当了9个月师长的凯泽被撤职。同样是在这场战役中，志愿军第20军58师参谋长胡乾秀危急关头冲锋在前，血洒长津湖……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浴血朝鲜战场，4位军级干部牺牲在前线，他们是：38岁的第67军军长李湘，33岁的第39军副军长吴国璋，44岁的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37岁的第23军参谋长饶惠谭——他们与197649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优秀中华儿女一起，血染战旗。这其中，还有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长子，年仅28岁的毛岸英。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托兰这样写道：“一支装备如此落后、基本靠人力机动的部队，居然敢围歼全部机械化装备并有绝对制空权的美军。中国的统帅和将领敢于想象并策划这个气魄十足的 ‘坎尼’，是源于此前无数次艰苦作战积累的自信，以及对麾下身经百战将士们的绝对信任。”
坎尼，古罗马城市，因北非古国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战胜强大的罗马，“坎尼”后来成为完胜的代名词。
抗美援朝，这扬眉吐气的一战，打出了一个国家的安宁，打出了一支军队的自信。
1960年5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这位二战名将此行的目的之一，是想亲眼看看在朝鲜战场上完胜英国王牌部队的中国军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陪同蒙哥马利走进了天津郊区的一座兵营。
1953年盛夏时节，39岁的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杨勇指挥抗美援朝最后一役：金城之战。杨勇的对手，是新任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年长他12岁、曾任西点军校校长的泰勒。金城之战，志愿军半个月歼敌5.3万余人，彻底将对手逼到了谈判桌上。金城战役结束之日，便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之日。
蒙哥马利观看完 500名中国士兵的刺杀之后，端起一支步枪瞄准射击，钢板靶应声倒下。然后，他把枪递给了杨勇，杨勇举枪就射，9发子弹发发命中。
结束中国内地的访问，蒙哥马利在香港举行的记者会上，留下了这样一段名言：“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
毛泽东闻言，一语双关地说：“杨勇上将，上将扬勇！”
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抗美援朝战场，如同一座淬火成钢的熔炉，锻造了铁一样的意志、铁一样的精神、铁一样的部队。
美军远东空军参谋长艾尔金曾说，在朝鲜的美军司令官眼里，中国军队后勤保障不至中断是一个“谜”，如果有机会，他们战后最想见的一个人，就是志愿军的后勤部长。
1986年10月，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率团访美——大洋彼岸的同行，见到了这位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
美国人问：将军是哪个军校毕业的？洪学智笑着回答：“我是美军空军大学毕业的。坦率地说，我搞后勤是你们给逼出来的，是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教会了我如何组织现代战争中的后勤保障。”
硝烟过后，相逢一笑。只有不变的信心和精神深藏心底。这样的信心，足以赢得对手的尊重。
1951年4月11日，刚刚过了71岁生日的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撤职，结束了自己的军事生涯。第二年3月，执意介入朝鲜战争的杜鲁门也因威信扫地，不得不宣布放弃总统角逐。1962年，中国西部边境燃起烽烟。麦克阿瑟发出忠告：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
接替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后来出任北约最高司令。他评价说，中国军队是他见过最坚强的敌人。“他们也是最值得尊重的敌人。他们从不向医疗车队开火，也从未进攻过任何医疗站”。
1953年7月27日，克拉克代表“联合国军”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他哀叹：我们的失败，在于我们没有打败对方，甚至让对方更强大。后来他又说，“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
正义必胜。这是“换了人间”的青春之战，这是用胜利奠基和平的立国之战。正义的旗帜在北纬38度线升起——中国，由此真正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机遇和愿景。
2005年，朝鲜战争55周年时，当年促成尼克松访华的基辛格又一次来到中国。这一次，老人提出参观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连队，有人向他推荐了“杨根思连”——抗美援朝，志愿军涌现出两位特级战斗英雄：一位是奋不顾身堵住敌人机枪眼的黄继光，另一位就是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从此，人民军队序列里又多了一个以英雄名字命名的连队。
走进中原军营杨根思生前所在的连队，基辛格写下了这样一段留言：“愿中美两国永远不兵戎相见。”
6年之后的2011年5月，88岁的基辛格出版了他的新著《论中国》，书中写道：朝鲜战争“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经过几十年的软弱挨打之后获得了精神上的重生”。
岁月如梭。70年前的青春华彩，如今已成为一个国家的共同记忆——一代优秀中华儿女用生命和热血汇成的抗美援朝精神，早已化作了一个民族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不竭动力。
92岁的李宏垠还记得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天，是重阳节；还记得彭德怀在胜利时说过的那段不朽名言：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据《中国青年报》
戴维斯之死，震动美国朝野。25名战俘的妻子聚集在美国国会大厦前请愿：“还我丈夫！”
然而，正当共和党国会领袖指责民主党发动的朝鲜战争是 “历史上最没有希望的冲突”的时候——1953年4月9日，又一则令美国人沮丧的消息出现在了老牌大报《纽约时报》的版面上：“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在朝鲜失踪。
“费席尔被俘后，提出要见一见把他打下来的中国飞行员。得知我只有19岁、飞行时间还不到他的二十分之一，费席尔很吃惊。”67年后的今天，志愿军英雄韩德彩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老人说：“美国人的飞机确实先进，飞行员作战经验丰富，但有两点不能跟我们比。我们敢于空中拼刺刀，他们不敢；他们是不义之战，国内反战。我们是正义之战，全国支持，这个他们更不能跟我们比！”
抗美援朝，全国人民的捐款折合战斗机3710架。面对一场立国之战、崛起之战，一个民族的爱国热情空前奔涌，一支军队为祖国、为正义、为和平而战的血性空前迸发。
血性，是胜利的刀锋。靠着敢于空中拼刺刀的血性，年轻的中国空军打出了一片英雄的天空。鸭绿江至清川江之间面积约16800平方公里的空域，被美军飞行员称为 “米格走廊”。美国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专门下令：一切没有护航的飞机，不得进入“米格走廊”。
2020年8月2日，95岁的王海度过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建军节后，告别毕生为之奋斗的飞行事业，魂归云天。他那驾曾经驰骋朝鲜战场的米格-15战机，如今就停放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上面的9颗星，是王海击落击伤的敌机数量。
与王海一样年轻的空战英雄，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场上留下了这样一串“星星”——赵宝桐：击落击伤美机9架；刘玉堤：击落击伤敌机8架；孙生禄：击落击伤敌机7架；张积慧：击落击伤敌机5架，首次击落敌机……
钢少气多——上甘岭战役的沙盘，进入了美国西点军校的课堂
敢战，善战，胜战。浴血朝鲜战场，年轻的中国空军淬火成钢，久历战火的中国陆军越战越强。
1952年，美国又一个大选之年。此时的美军已经在朝鲜战场用尽了除原子弹之外的所有先进武器，却没有占到半点便宜。
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官克拉克，迫切需要一场军事上的“胜利”，缓解美国国内的强烈不满。共和党总统竞选人艾森豪威尔的西点军校同学成了受命主导新的攻势的指挥员——他，就是此时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范弗里特。
范弗里特将他的行动命名为“摊牌行动”。不过，听上去仿佛规模巨大的作战行动，目标却仅仅是夺取志愿军占领的两座海拔500多米高的山包——上甘岭。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从惊天动地的炮击开始。范弗里特集中了300余门大口径火炮、27辆坦克和40余架飞机，他认为，以这样的火力，5天就能占领上甘岭。好莱坞女星珍妮·罗素的名字，被美军用来命名上甘岭597.9高地，以表明势在必得之决心。
范弗里特之所以闻名美军，不仅是因为他在诺曼底登陆时率先攻上犹他滩头，一天获得3枚“十字英勇勋章”，还因为他在朝鲜战场上狂用炮火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专用名词——“范弗里特弹药量”。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联合国军”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伤亡2.5万人，损失了274架飞机。尽管表面阵地几易其手，山上的土石被炸成了两米多厚的粉末，但在43天后，上甘岭依然牢牢掌握在志愿军手中。珍妮·罗素自然也没有想到，她那天使般的微笑，未能给美军带来好运——上甘岭成了美军的“伤心岭”。
上甘岭战役的沙盘，后来进入了西点军校的课堂。据说，活了整整100岁的范弗里特，直到晚年还在不停地反思：这一仗美军究竟输在哪里？
显然，精于计算的范弗里特计算清楚了上甘岭的兵力火力，却没能计算出志愿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适应战争的能力，更没有计算出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军队在连续20多年征程中，锻造出来的必胜信念。
上甘岭之战时，60岁的范弗里特的对手是36岁的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血战上甘岭，第15军27个连队中有16个连3次打光重建。秦基伟誓言铮铮：“为了祖国，为了全局胜利，15军打光了也在所不惜！”
一座山峰的崛起，挺立的是一代英雄的脊梁。1953年6月16日，得胜回国的秦基伟走进中南海。一见面，毛泽东就夸赞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他笑着说：“它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利坚合众国的钢铁还要硬！”
钢少气多。这，就是血战上甘岭的志愿军将士的气概，就是千千万万优秀中华儿女的气概，就是已经站起来的中华民族的气概。
上甘岭战役最激烈的日子里，24岁的军旅作家陆柱国，在前线阵地的炮弹箱上记录志愿军将士的壮举。天上战机轰呜，耳边炮火咆哮，眼前是一个个勇敢无畏的可爱形象，战士与祖国，祖国与战士，一遍遍重叠闪回……9个不眠之夜之后，陆柱国捧出了一叠浸着泪水、带着浓烈硝烟味儿的稿纸。这，便是后来被搬上银幕的名著《上甘岭》。
他们不再是同一批中国人了——一条鸭绿江，见证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和一支不一样的军队
大雪纷飞。长津湖之战结束，战友们从冻死在阵地上的上海籍战士宋阿毛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当这张冻得几乎不能被展平的纸条送到志愿军总部时，彭德怀泣不成声，哽咽着说：“一线部队的艰苦，甚至超过了长征时期，他们为谁牺牲？他们为谁流血？他们还都是年轻可爱的娃娃呀！”
哪怕是死，也要高傲地耸立在阵地上；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朝着冲锋的方向。
保罗·弗里曼，美第八集团军二师23团团长，抗战时期曾任美国驻华助理武官，对国民党军队的作风和战斗力印象很差。时隔几年，当弗里曼与志愿军交手，他的部队被志愿军打垮，团部也被攻占。记者问弗里曼有何感受，他回答：“他们不再是同一批中国人了！”
人，不再是那批人了；新中国也不再是任人欺凌的旧中国了。
1894年7月25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三个月后的10月25日，日军越过鸭绿江，清军守将不战而逃，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当时还叫“安东”的丹东。56年后的同一天，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勇敢地与世界最强大的对手较量。
一条鸭绿江，见证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和一支不一样的军队。
在这个崭新的国度，领袖与人民同甘共苦。在这支英雄的军队，统帅与士兵生死与共。
1950年10月，当“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距前线1000多公里的东京“第一大厦”乐观地等待他个人盲目确定的美军得胜班师时间时，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正乘着一辆苏制吉普车，奔驰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领先于大部队到达前线的彭德怀，把原定的阵地防御战调整为在运动战中寻机歼敌，打了一场“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战”——第一次战役。
第二次战役，面对志愿军的包围，美第二师师长劳伦斯·凯泽少将抛弃了他的士兵，神秘“消失”了。那一战，美第二师损兵4000多人，直接失去战斗力。美国随军记者罗伊·埃德加·阿普尔曼记载：“1950年11月28日的时候凯泽还很健康，但是到了11月30日他突然得了重感冒。”结果，当了9个月师长的凯泽被撤职。同样是在这场战役中，志愿军第20军58师参谋长胡乾秀危急关头冲锋在前，血洒长津湖……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浴血朝鲜战场，4位军级干部牺牲在前线，他们是：38岁的第67军军长李湘，33岁的第39军副军长吴国璋，44岁的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37岁的第23军参谋长饶惠谭——他们与197649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优秀中华儿女一起，血染战旗。这其中，还有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长子，年仅28岁的毛岸英。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托兰这样写道：“一支装备如此落后、基本靠人力机动的部队，居然敢围歼全部机械化装备并有绝对制空权的美军。中国的统帅和将领敢于想象并策划这个气魄十足的 ‘坎尼’，是源于此前无数次艰苦作战积累的自信，以及对麾下身经百战将士们的绝对信任。”
坎尼，古罗马城市，因北非古国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战胜强大的罗马，“坎尼”后来成为完胜的代名词。
抗美援朝，这扬眉吐气的一战，打出了一个国家的安宁，打出了一支军队的自信。
1960年5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这位二战名将此行的目的之一，是想亲眼看看在朝鲜战场上完胜英国王牌部队的中国军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陪同蒙哥马利走进了天津郊区的一座兵营。
1953年盛夏时节，39岁的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杨勇指挥抗美援朝最后一役：金城之战。杨勇的对手，是新任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年长他12岁、曾任西点军校校长的泰勒。金城之战，志愿军半个月歼敌5.3万余人，彻底将对手逼到了谈判桌上。金城战役结束之日，便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之日。
蒙哥马利观看完 500名中国士兵的刺杀之后，端起一支步枪瞄准射击，钢板靶应声倒下。然后，他把枪递给了杨勇，杨勇举枪就射，9发子弹发发命中。
结束中国内地的访问，蒙哥马利在香港举行的记者会上，留下了这样一段名言：“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
毛泽东闻言，一语双关地说：“杨勇上将，上将扬勇！”
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抗美援朝战场，如同一座淬火成钢的熔炉，锻造了铁一样的意志、铁一样的精神、铁一样的部队。
美军远东空军参谋长艾尔金曾说，在朝鲜的美军司令官眼里，中国军队后勤保障不至中断是一个“谜”，如果有机会，他们战后最想见的一个人，就是志愿军的后勤部长。
1986年10月，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率团访美——大洋彼岸的同行，见到了这位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
美国人问：将军是哪个军校毕业的？洪学智笑着回答：“我是美军空军大学毕业的。坦率地说，我搞后勤是你们给逼出来的，是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教会了我如何组织现代战争中的后勤保障。”
硝烟过后，相逢一笑。只有不变的信心和精神深藏心底。这样的信心，足以赢得对手的尊重。
1951年4月11日，刚刚过了71岁生日的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撤职，结束了自己的军事生涯。第二年3月，执意介入朝鲜战争的杜鲁门也因威信扫地，不得不宣布放弃总统角逐。1962年，中国西部边境燃起烽烟。麦克阿瑟发出忠告：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
接替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后来出任北约最高司令。他评价说，中国军队是他见过最坚强的敌人。“他们也是最值得尊重的敌人。他们从不向医疗车队开火，也从未进攻过任何医疗站”。
1953年7月27日，克拉克代表“联合国军”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他哀叹：我们的失败，在于我们没有打败对方，甚至让对方更强大。后来他又说，“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
正义必胜。这是“换了人间”的青春之战，这是用胜利奠基和平的立国之战。正义的旗帜在北纬38度线升起——中国，由此真正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机遇和愿景。
2005年，朝鲜战争55周年时，当年促成尼克松访华的基辛格又一次来到中国。这一次，老人提出参观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连队，有人向他推荐了“杨根思连”——抗美援朝，志愿军涌现出两位特级战斗英雄：一位是奋不顾身堵住敌人机枪眼的黄继光，另一位就是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从此，人民军队序列里又多了一个以英雄名字命名的连队。
走进中原军营杨根思生前所在的连队，基辛格写下了这样一段留言：“愿中美两国永远不兵戎相见。”
6年之后的2011年5月，88岁的基辛格出版了他的新著《论中国》，书中写道：朝鲜战争“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经过几十年的软弱挨打之后获得了精神上的重生”。
岁月如梭。70年前的青春华彩，如今已成为一个国家的共同记忆——一代优秀中华儿女用生命和热血汇成的抗美援朝精神，早已化作了一个民族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不竭动力。
92岁的李宏垠还记得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天，是重阳节；还记得彭德怀在胜利时说过的那段不朽名言：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