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堂 孕育新思想的摇篮
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一般被称为“启蒙运动”，这为团的建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启蒙运动是反封建的产物。封建社会造成人们的蒙昧无知，上升期的资产阶级需要一个思想上的启蒙运动。因此，“启蒙”二字，也就是启封建之蒙的意思。
山西大学的前身是山西大学堂，是清政府在晚清时期设立的三所大学堂之一，也是清政府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经过反思，诏令国内实施“新政”的成果之一。山西巡抚岑春煊于1901年9月执行 “新政”命令，将省城的令德堂学院、晋阳书院合并为山西大学堂，又于次年6月，将英人用山西庚子赔款准备建立的 “中国大学堂”并入，组成了山西大学堂的中斋与西斋。这次合并很快即被清政府批准备案。不久以后，各省大学堂经过整顿，均改为高等学堂，国内称大学堂者，仅存其三。在晚清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中，京师、北洋、山西大学堂呈三足鼎立之势。山西大学堂这种地位的形成，显然与山西大学堂的创办者岑春煊在慈禧避乱西安时期的忠心保驾，以及另一创办者英人李提摩太和清政府的特殊交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辛亥革命前的山西大学堂本着清末的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来进行正常的教育，同时也成为国内革命和教育的一个策源地。在校的数百名同学中，近赴日本的100余名留学生中，许多人成为同盟会的会员；远赴欧洲的25名留学生，也有一些成为同盟会会员；他们和国内的同学们一起积极参加了国内的改革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工作和斗争。另一方面，来自英国、美国、日本及沿海各省的优秀教员、国内名宿组成了最初的教习网，逐渐形成了中西结合的教育体制。翻译欧美日教材为国内高等教育之所用的上海山西大学堂译书院，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崛起起到了一种先行者的作用。
晚清时期的山西大学堂，在其诞生、成长的过程中，就逐渐形成了 “中西会通，求真至善，登崇俊良，自强报国”的一种优良的传统和校风，这种传统和校风直接影响着学校教学科研的发展和师生思想的日益进步。
民国成立及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军阀混战的时期，山西大学堂改称为山西大学校，1912年的《大学令》中指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这个时期，山西大学校被称为国立第七大学，其影响力波及整个华北与西北地区。她的足迹，再一次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自1917年阎锡山兼山西省省长后，想在山西有一番整顿，此时在政府方面则实行“用民政治”。他说，欲图自立自存，武力不可。
以《新青年》为中心，一个新的文化阵容，开始光芒四射，冲击着祖国的大江南北，也冲击到山西太原。当时的太原是怎样的情形呢？请看章延谦的《五四杂记》以窥其貌。
1919年10月，被山西大学校免试入读的北京大学的著名作家川岛（本名章延谦）解放后曾在《文艺报》发表文章说：“如今，我已记不清那里阎锡山的什么政绩了，只记得他是大力提倡军国主义和尊孔的。在太原的全部电线杆上，都写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等一类的字句。”川岛先生形象地把当时的山西比喻为“铁笼子”。
作为一场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即便是“铁笼子”式的山西太原及山西大学周围的其他学校，开始聚集着一批探求科学、追求民主的老师和学生，哲学、文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都成为校园内讲授论辩的学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等成为介绍学习的主题。
不过，当时大学的情况是极为复杂的，学生的思想倾向形形色色，各种各样。在1000多名学生中，既有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崇拜者，也有国粹派的门徒；既有人信仰普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也有人把尼采、叔本华奉为偶像。据当时一个学生回忆，校内这样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并不少见，在一间宿舍内，一个学生正在灯下贴着鼻子读李善注的《文选》，或摇头晃脑地吟诵桐城派的古文；另一个学生则高声朗诵拜伦、雪伦、雪莱的诗篇，或三五一群为了“娜拉出走怎么办”争论得面红耳赤。
一般说来，1915年后，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反对封建主义文化、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的新文化运动，对提高山西大学及其周围学校学生们的思想认识，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他们对国家的命运日益关心了。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使他们的思想得到了升华。
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是和高君宇的直接指导和帮助分不开的，李大钊多次指示高君宇回到山西，在山西团结进步青年，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在山西青年中的传播，是从建立学习和研究新思想的团体开始的，这为以后山西共青团的创建探索了路径。
据《山西青年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启蒙运动是反封建的产物。封建社会造成人们的蒙昧无知，上升期的资产阶级需要一个思想上的启蒙运动。因此，“启蒙”二字，也就是启封建之蒙的意思。
山西大学的前身是山西大学堂，是清政府在晚清时期设立的三所大学堂之一，也是清政府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经过反思，诏令国内实施“新政”的成果之一。山西巡抚岑春煊于1901年9月执行 “新政”命令，将省城的令德堂学院、晋阳书院合并为山西大学堂，又于次年6月，将英人用山西庚子赔款准备建立的 “中国大学堂”并入，组成了山西大学堂的中斋与西斋。这次合并很快即被清政府批准备案。不久以后，各省大学堂经过整顿，均改为高等学堂，国内称大学堂者，仅存其三。在晚清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中，京师、北洋、山西大学堂呈三足鼎立之势。山西大学堂这种地位的形成，显然与山西大学堂的创办者岑春煊在慈禧避乱西安时期的忠心保驾，以及另一创办者英人李提摩太和清政府的特殊交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辛亥革命前的山西大学堂本着清末的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来进行正常的教育，同时也成为国内革命和教育的一个策源地。在校的数百名同学中，近赴日本的100余名留学生中，许多人成为同盟会的会员；远赴欧洲的25名留学生，也有一些成为同盟会会员；他们和国内的同学们一起积极参加了国内的改革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工作和斗争。另一方面，来自英国、美国、日本及沿海各省的优秀教员、国内名宿组成了最初的教习网，逐渐形成了中西结合的教育体制。翻译欧美日教材为国内高等教育之所用的上海山西大学堂译书院，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崛起起到了一种先行者的作用。
晚清时期的山西大学堂，在其诞生、成长的过程中，就逐渐形成了 “中西会通，求真至善，登崇俊良，自强报国”的一种优良的传统和校风，这种传统和校风直接影响着学校教学科研的发展和师生思想的日益进步。
民国成立及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军阀混战的时期，山西大学堂改称为山西大学校，1912年的《大学令》中指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这个时期，山西大学校被称为国立第七大学，其影响力波及整个华北与西北地区。她的足迹，再一次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自1917年阎锡山兼山西省省长后，想在山西有一番整顿，此时在政府方面则实行“用民政治”。他说，欲图自立自存，武力不可。
以《新青年》为中心，一个新的文化阵容，开始光芒四射，冲击着祖国的大江南北，也冲击到山西太原。当时的太原是怎样的情形呢？请看章延谦的《五四杂记》以窥其貌。
1919年10月，被山西大学校免试入读的北京大学的著名作家川岛（本名章延谦）解放后曾在《文艺报》发表文章说：“如今，我已记不清那里阎锡山的什么政绩了，只记得他是大力提倡军国主义和尊孔的。在太原的全部电线杆上，都写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等一类的字句。”川岛先生形象地把当时的山西比喻为“铁笼子”。
作为一场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即便是“铁笼子”式的山西太原及山西大学周围的其他学校，开始聚集着一批探求科学、追求民主的老师和学生，哲学、文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都成为校园内讲授论辩的学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等成为介绍学习的主题。
不过，当时大学的情况是极为复杂的，学生的思想倾向形形色色，各种各样。在1000多名学生中，既有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崇拜者，也有国粹派的门徒；既有人信仰普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也有人把尼采、叔本华奉为偶像。据当时一个学生回忆，校内这样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并不少见，在一间宿舍内，一个学生正在灯下贴着鼻子读李善注的《文选》，或摇头晃脑地吟诵桐城派的古文；另一个学生则高声朗诵拜伦、雪伦、雪莱的诗篇，或三五一群为了“娜拉出走怎么办”争论得面红耳赤。
一般说来，1915年后，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反对封建主义文化、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的新文化运动，对提高山西大学及其周围学校学生们的思想认识，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他们对国家的命运日益关心了。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使他们的思想得到了升华。
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是和高君宇的直接指导和帮助分不开的，李大钊多次指示高君宇回到山西，在山西团结进步青年，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在山西青年中的传播，是从建立学习和研究新思想的团体开始的，这为以后山西共青团的创建探索了路径。
据《山西青年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