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一———红色印记·当年青春
王世益 山西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者
王世益，20世纪20年代威震省城太原的工人运动领袖、山西最早的工人团员之一、党在山西历史上的第三任省委书记。如今，他在山西已鲜为人知。
追求真理 领导工运
王世益，1903年10月生于山西省榆社县潭村。1918年，贫寒的家境使年仅15岁的他无法继续上学，于是，他跋山涉水来到太原，在剪子巷文蔚阁当了学徒工。来到这里不到一年，他就眼睁睁地看着身边3个童工因铅中毒和劳累致死。他不满老板的凶残，愤而出走，辗转到《山西公报》馆当了排字工人。在这里，他认识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李毓棠，了解了无产阶级革命主张。1922年4月，经李毓棠介绍，王世益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山西第一批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工人。
1923年9月16日和10月29日，王世益两次参加太原团地委召开的全体团员大会。1924年4月27日，太原团地委将所属12个团支部调整为5个，王世益任第四团支部书记。同年9月14日，太原团地委改选，王世益任太原团地委委员兼农工部部长，同时负责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工作。王世益号召工人们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建立全省的工人联合会，并进行了大量的工会筹备工作，仅12月份，太原团地委就先后4次开会研究成立工会的具体事项。
1925年1月1日，在文庙三立阁（图书馆），王世益主持召开山西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王世益为山西工人联合会委员长，通过了《山西工人联合会简章》。
为了改善印刷行业徒工的待遇，1925年5月15日，王世益发动第二次太原印刷工人罢工，此次罢工，《晋商日报》馆因此倒闭，“工人的精神和团结力在太原可说是破天荒，此次举动之雄烈也可说是破天荒”。由于警方搜捕罢工领导人，王世益被迫转移到阳泉保晋煤矿。
王世益在阳泉以矿工身份作掩护，发展团员，建立团小组，开展保晋煤矿和保晋铁厂的工人运动。他将这里的工作向太原团组织汇报，并希望能到京津唐地区，学习那里火热的工人运动的经验。
到 北 京后，党组织安排王世益到北京中共北方区委党校接受短期培训。培训结束后，他被留在北京总工会工作。在他的鼓动下，印刷厂及附近的电灯公司也建立和扩大了工会组织。有几个青年工人政治觉悟提高很快，王世益介绍他们加入了共产党，而这时，他还只是个团员。在北京地区负责职工运动的陈为人极为赞赏他的组织能力，介绍他成为党员。
1926年春，北方区委派王世益到京汉铁路长辛店车站工作，任工会秘书、党支部书记，兼管丰台车站工会和党的工作。王世益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发动铁路工会会员参加了关税自主运动和“三一八”反帝大示威。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奉系军阀在北京屠杀李大钊等革命者。正在汉口参加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王世益，不惧危险毅然返回北京。但同志们都隐蔽了，他没能接上关系，并遭到通缉，只得满怀悲愤地离开北京，回到山西继续寻找党组织。
组织暴动 担负重任
1927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山西省委，颜昌杰任省委书记。王世益在太原与省委接上了组织关系，担任省委巡视员。王世益马不停蹄地赴榆次、汾阳、祁县、平遥、介休、运城等地，指导党的工作。8月4日，中共中央写信给山西省委，批评了山西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此时，王鸿钧代理省委书记，崔锄人为组织部长，戎子桐（王红玉）为宣传部长。
在王世益巡视期间，全国铁路总工会致函中共山西省委，要求调王世益到大同车站或石家庄车站开展工作。省委舍不得放走这员虎将，任命他为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全省的职工运动。王世益遵照中央8月4日来信指示，着手重建太原总工会。他与职工运动委员会其他两名成员阎念先、赵焕星一起，租了大北门街一间小房作为据点，不分昼夜为党工作，短时间内就联络了300多个积极分子。9月下旬，太原总工会秘密恢复，交城、汾阳、阳泉、河东、介休、平遥、霍县、祁县也陆续建立和恢复了工会组织，全省有组织的工人达数万人。
10月7日，山西国共合作的杰出活动家、共产党员王瀛被捕后，省委在双塔寺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国民党右派的山西工人代表联合会庆祝 “双十节”集会时，砸烂它的巢穴，进而捣毁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打开监狱，救出王瀛。
“双十节”那天正好是个阴雨天，因为敌人事先得到了消息，借口有雨取消了庆祝活动。王世益请示省委，王鸿钧指示仍按原计划进行。王世益带领500多名年轻力壮的工人，手执棍棒，冲进国民党的黄色工会，捣毁了黄色工会的门窗玻璃，打伤了两个右派小头目。当工人们正要去打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时，遭到反动军警的伏击，一名工人被当场打死。王世益沉着冷静，掩护工人们迅速撤离。10月11日，王瀛和两名工人积极分子惨遭杀害。当晚，王世益带领400多名鞋匠工人，手执棍棒、短刀，上街游行示威，在山西第一次公开喊出 “打倒国民党”“打倒阎锡山”“拥护共产党”的口号。阎锡山如临大敌，迅速向太原增派警备部队，清查共产党和赤色工会组织，太原总工会和全省许多党组织遭到破坏。
1928年元旦，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将在太原新华舞台举行新年同乐晚会。王世益向省委提议炸主席台，炸死在主席台就座的军政要员。经过周密策划，王世益决定由3人参加，赵焕星扔手榴弹，王世益在场内放火，另外一名姓王的队员在场外掩护。元旦晚上，王世益身穿长袍，腹部拴着装了汽油的猪尿泡，赵焕星一身精干打扮，腰间藏着手榴弹，二人大摇大摆地进了会场。然而，还未到约定时间，捏在赵焕星手中的手榴弹还没扔出去就爆炸了。赵焕星当即牺牲，旁边一个县长被炸死，会场顿时大乱。惊慌的人群将王世益用于放火的猪尿泡挤破，幸好混乱中没有引起注意。在场外队员的接应下，王世益冲出人群，安全脱险。翌日，太原各报头版纷纷刊登“新华舞台事件”，反动当局借机大肆谩骂共产党，山西地下党的活动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省委领导活动中心向南转移。
2月11日 （农历正月二十日）黄昏，省委扩大会议在霍州城东的一座破庙里秘密举行，根据中央关于“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工人成份要占三分之二”的指示，选举王世益、杨高梧、彭芳、李旺（以上4人系工人）、王鸿钧、邓国栋、关广荃（以上3人系知识分子）组成新的省委，王世益任省委书记。
霍州会议后，王世益秘密返回太原，同新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杨高梧、省委秘书长关广荃，主持省委全盘工作。王世益迅速布置加强暴动宣传、恢复赤色工会和普遍发展农会的工作，派团省委书记周玉麟去晋南各地传达霍州会议精神；派省委委员邓国栋深入祁县农村，开展农民运动；派霍州会议代表、平介特委委员、原阳泉市委宣传部部长赵秉彝深入介休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省委宣传部部长王鸿钧先到运城市布置工作，然后去参加党的“六大”，汪铭作为省委交通员随同前往。
身陷囹圄 视死如归
1928年3月，周玉麟、邓国栋、杨高梧、关广荃、赵秉彝相继被捕。敌人从被捕人员身上搜出全省各地党团组织接头名单，王世益紧急通知附近党员隐蔽，切断秘密联络线，藏匿党的文件，把住地转移到棉花巷42号。3月13日凌晨，连日奔忙的王世益和太原市委书记王纪被国民党山西“清党”委员会的纠察队逮捕。
王世益先是被当成嫌疑犯关押在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一个大监房里，然后又转到山西省高等法院。在王世益与敌人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关广荃经受不住酷刑，暴露了王世益省委书记的身份。9月，山西特种刑事法庭以“颠覆国民政府的共党重要分子”的“罪名”，判处王世益无期徒刑，并将他关押到山西省第一监狱中。
一监可容纳1400多名犯人，除了政治犯外，还有普通刑事犯。许多政治犯知道王世益是工人成份的省委书记，对他格外敬重。监狱秘密成立了党支部，秘密发展了普通犯高占胜、胡海红、王文良和郝鼎洲等人入党，他们出狱后成为狱中党支部同监外的联络人，使得监狱党支部一度同狱外的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取得了联系。
1931年8月，国民党南京政府接管了阎锡山1928年成立的 “自新院”，改名“反省院”。1932年冬，国民党政治迫于形势，实行所谓“大赦”，王世益由无期徒刑改为15年徒刑。1933年下半年，省立一监的政治犯陆续转入反省院，直到第二年10月，王世益也被送往反省院。
当时，反省院编辑出版《反省》月刊，规定每个政治犯半年内写稿5篇。院方还利用动摇变节分子挑拨离间，监视政治犯的言行。院方不准政治犯暗地交谈，连上厕所都要拿木牌，一人出一人进，政治犯们彼此猜疑，空气十分沉闷。
为了改变这种反省局面，1935年春，王世益便同赵秉彝、侯丰利成立了反省院临时党支部。不久，王世益又建立赤色革命生活团，动员大家以各种理由拒绝给《反省》月刊写稿，或者写些篇幅冗长、内容空洞的东西，《反省》月刊无法办下去了，只好停刊。
反省院每半年为一期，许多政治犯住满一、二期就获释了。到1936年10月，王世益已住满4期。多年的摧残，致使他身体极度虚弱，党支部决定要王世益到外面治疗，院方也害怕他病亡在反省院。在院外战友和亲戚的帮助下，王世益终于被保释。出了反省院，王世益才知道，狡猾卑鄙的敌人把他的出院宣言改成反共宣言，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妄图斩断他的革命生涯。
投身抗日 能上能下
王世益被送回家乡，一面养病，一面向村民宣传革命思想。在他的影响下，二弟加入了共产党，三弟后来参加了八路军，同乡李金忠也参加革命。
没等病体痊愈，王世益就前往太原，寻找党组织。他找到在山西训导院负责教务的秘密党员时逸之和秘密党员冯彦俊，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太原总队长、中共太原市委书记赵林接上组织关系。他向赵林详细汇报了第一监狱和反省院党的秘密活动情况，请求追认这两个地方发展的党员。根据他的汇报，中共山西省工委批准承认一监党支部和反省院党支部所发展的全体党员的党籍，并责成王世益分别予以通知。
1937年5月，随着牺盟会机构的调整，中共太原市委在牺盟会太原市委员会中建立中共党团，王世益调任党团书记，以牺盟会太原市工人工作委员会成员的公开身份进行党的活动。他充分发挥自己多年从事职工运动的才干，深入到产业工人中间，发展工人会员。到抗战爆发时，太原的牺盟会员已达5万人之众。
繁忙的工作使王世益旧病复发，党组织决定送王世益赴延安疗养治病。1937年9月，王世益来到延安，一边养病，一边到中共中央党校旁听学习。1938年9月，组织上分配王世益到鲁迅艺术学院，先后任训育处干事、教职员党支部组织干事、院合作社主任、院务处副处长、院党总支委员。职务虽然降低了，但王世益从不计较名利地位，不以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自居。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不知道他曾是中共山西省委书记。
1940年春，鲁艺党组织为了照顾王世益的身体，让他去院卫生所治疗，同时担任卫生所的指导员。卫生所条件简陋，工作人员除妇女同志外，只能打地铺睡觉。王世益把卫生所留给他的病床让给其他病人，自己坚持睡地铺。边区粮食供应困难，王世益就把应享受的优待饭送给病号，自己与大家同吃大锅饭。王世益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深得群众好评。
在整风运动中，王世益深刻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从事白区工作所犯的“左”倾盲动错误，还坦诚剖析自己在监狱和反省院的思想和表现。党组织对他的历史和现实作出客观评价：“吃苦耐劳，接近群众，对工作不讲价钱，能上能下，做事实际。”
抗战胜利后，王世益先后担任晋绥辖区兴县地委组织部部长、榆林地委组织部部长。1949年4月，党组织调王世益去西北总工会筹备处工作。在共和国的岁月里，他历任西北总工会常委、组织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工委副主任，西北工会干部党校校长，陕西省工业交通干部党校党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王世益被诬为“叛徒”，停止了组织生活。1978年2月5日，当平反昭雪的通知传到病榻旁，王世益已处于弥留之际，不省人事。4月15日，王世益逝世。 本报综合
追求真理 领导工运
王世益，1903年10月生于山西省榆社县潭村。1918年，贫寒的家境使年仅15岁的他无法继续上学，于是，他跋山涉水来到太原，在剪子巷文蔚阁当了学徒工。来到这里不到一年，他就眼睁睁地看着身边3个童工因铅中毒和劳累致死。他不满老板的凶残，愤而出走，辗转到《山西公报》馆当了排字工人。在这里，他认识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李毓棠，了解了无产阶级革命主张。1922年4月，经李毓棠介绍，王世益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山西第一批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工人。
1923年9月16日和10月29日，王世益两次参加太原团地委召开的全体团员大会。1924年4月27日，太原团地委将所属12个团支部调整为5个，王世益任第四团支部书记。同年9月14日，太原团地委改选，王世益任太原团地委委员兼农工部部长，同时负责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工作。王世益号召工人们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建立全省的工人联合会，并进行了大量的工会筹备工作，仅12月份，太原团地委就先后4次开会研究成立工会的具体事项。
1925年1月1日，在文庙三立阁（图书馆），王世益主持召开山西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王世益为山西工人联合会委员长，通过了《山西工人联合会简章》。
为了改善印刷行业徒工的待遇，1925年5月15日，王世益发动第二次太原印刷工人罢工，此次罢工，《晋商日报》馆因此倒闭，“工人的精神和团结力在太原可说是破天荒，此次举动之雄烈也可说是破天荒”。由于警方搜捕罢工领导人，王世益被迫转移到阳泉保晋煤矿。
王世益在阳泉以矿工身份作掩护，发展团员，建立团小组，开展保晋煤矿和保晋铁厂的工人运动。他将这里的工作向太原团组织汇报，并希望能到京津唐地区，学习那里火热的工人运动的经验。
到 北 京后，党组织安排王世益到北京中共北方区委党校接受短期培训。培训结束后，他被留在北京总工会工作。在他的鼓动下，印刷厂及附近的电灯公司也建立和扩大了工会组织。有几个青年工人政治觉悟提高很快，王世益介绍他们加入了共产党，而这时，他还只是个团员。在北京地区负责职工运动的陈为人极为赞赏他的组织能力，介绍他成为党员。
1926年春，北方区委派王世益到京汉铁路长辛店车站工作，任工会秘书、党支部书记，兼管丰台车站工会和党的工作。王世益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发动铁路工会会员参加了关税自主运动和“三一八”反帝大示威。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奉系军阀在北京屠杀李大钊等革命者。正在汉口参加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王世益，不惧危险毅然返回北京。但同志们都隐蔽了，他没能接上关系，并遭到通缉，只得满怀悲愤地离开北京，回到山西继续寻找党组织。
组织暴动 担负重任
1927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山西省委，颜昌杰任省委书记。王世益在太原与省委接上了组织关系，担任省委巡视员。王世益马不停蹄地赴榆次、汾阳、祁县、平遥、介休、运城等地，指导党的工作。8月4日，中共中央写信给山西省委，批评了山西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此时，王鸿钧代理省委书记，崔锄人为组织部长，戎子桐（王红玉）为宣传部长。
在王世益巡视期间，全国铁路总工会致函中共山西省委，要求调王世益到大同车站或石家庄车站开展工作。省委舍不得放走这员虎将，任命他为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全省的职工运动。王世益遵照中央8月4日来信指示，着手重建太原总工会。他与职工运动委员会其他两名成员阎念先、赵焕星一起，租了大北门街一间小房作为据点，不分昼夜为党工作，短时间内就联络了300多个积极分子。9月下旬，太原总工会秘密恢复，交城、汾阳、阳泉、河东、介休、平遥、霍县、祁县也陆续建立和恢复了工会组织，全省有组织的工人达数万人。
10月7日，山西国共合作的杰出活动家、共产党员王瀛被捕后，省委在双塔寺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国民党右派的山西工人代表联合会庆祝 “双十节”集会时，砸烂它的巢穴，进而捣毁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打开监狱，救出王瀛。
“双十节”那天正好是个阴雨天，因为敌人事先得到了消息，借口有雨取消了庆祝活动。王世益请示省委，王鸿钧指示仍按原计划进行。王世益带领500多名年轻力壮的工人，手执棍棒，冲进国民党的黄色工会，捣毁了黄色工会的门窗玻璃，打伤了两个右派小头目。当工人们正要去打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时，遭到反动军警的伏击，一名工人被当场打死。王世益沉着冷静，掩护工人们迅速撤离。10月11日，王瀛和两名工人积极分子惨遭杀害。当晚，王世益带领400多名鞋匠工人，手执棍棒、短刀，上街游行示威，在山西第一次公开喊出 “打倒国民党”“打倒阎锡山”“拥护共产党”的口号。阎锡山如临大敌，迅速向太原增派警备部队，清查共产党和赤色工会组织，太原总工会和全省许多党组织遭到破坏。
1928年元旦，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将在太原新华舞台举行新年同乐晚会。王世益向省委提议炸主席台，炸死在主席台就座的军政要员。经过周密策划，王世益决定由3人参加，赵焕星扔手榴弹，王世益在场内放火，另外一名姓王的队员在场外掩护。元旦晚上，王世益身穿长袍，腹部拴着装了汽油的猪尿泡，赵焕星一身精干打扮，腰间藏着手榴弹，二人大摇大摆地进了会场。然而，还未到约定时间，捏在赵焕星手中的手榴弹还没扔出去就爆炸了。赵焕星当即牺牲，旁边一个县长被炸死，会场顿时大乱。惊慌的人群将王世益用于放火的猪尿泡挤破，幸好混乱中没有引起注意。在场外队员的接应下，王世益冲出人群，安全脱险。翌日，太原各报头版纷纷刊登“新华舞台事件”，反动当局借机大肆谩骂共产党，山西地下党的活动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省委领导活动中心向南转移。
2月11日 （农历正月二十日）黄昏，省委扩大会议在霍州城东的一座破庙里秘密举行，根据中央关于“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工人成份要占三分之二”的指示，选举王世益、杨高梧、彭芳、李旺（以上4人系工人）、王鸿钧、邓国栋、关广荃（以上3人系知识分子）组成新的省委，王世益任省委书记。
霍州会议后，王世益秘密返回太原，同新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杨高梧、省委秘书长关广荃，主持省委全盘工作。王世益迅速布置加强暴动宣传、恢复赤色工会和普遍发展农会的工作，派团省委书记周玉麟去晋南各地传达霍州会议精神；派省委委员邓国栋深入祁县农村，开展农民运动；派霍州会议代表、平介特委委员、原阳泉市委宣传部部长赵秉彝深入介休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省委宣传部部长王鸿钧先到运城市布置工作，然后去参加党的“六大”，汪铭作为省委交通员随同前往。
身陷囹圄 视死如归
1928年3月，周玉麟、邓国栋、杨高梧、关广荃、赵秉彝相继被捕。敌人从被捕人员身上搜出全省各地党团组织接头名单，王世益紧急通知附近党员隐蔽，切断秘密联络线，藏匿党的文件，把住地转移到棉花巷42号。3月13日凌晨，连日奔忙的王世益和太原市委书记王纪被国民党山西“清党”委员会的纠察队逮捕。
王世益先是被当成嫌疑犯关押在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一个大监房里，然后又转到山西省高等法院。在王世益与敌人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关广荃经受不住酷刑，暴露了王世益省委书记的身份。9月，山西特种刑事法庭以“颠覆国民政府的共党重要分子”的“罪名”，判处王世益无期徒刑，并将他关押到山西省第一监狱中。
一监可容纳1400多名犯人，除了政治犯外，还有普通刑事犯。许多政治犯知道王世益是工人成份的省委书记，对他格外敬重。监狱秘密成立了党支部，秘密发展了普通犯高占胜、胡海红、王文良和郝鼎洲等人入党，他们出狱后成为狱中党支部同监外的联络人，使得监狱党支部一度同狱外的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取得了联系。
1931年8月，国民党南京政府接管了阎锡山1928年成立的 “自新院”，改名“反省院”。1932年冬，国民党政治迫于形势，实行所谓“大赦”，王世益由无期徒刑改为15年徒刑。1933年下半年，省立一监的政治犯陆续转入反省院，直到第二年10月，王世益也被送往反省院。
当时，反省院编辑出版《反省》月刊，规定每个政治犯半年内写稿5篇。院方还利用动摇变节分子挑拨离间，监视政治犯的言行。院方不准政治犯暗地交谈，连上厕所都要拿木牌，一人出一人进，政治犯们彼此猜疑，空气十分沉闷。
为了改变这种反省局面，1935年春，王世益便同赵秉彝、侯丰利成立了反省院临时党支部。不久，王世益又建立赤色革命生活团，动员大家以各种理由拒绝给《反省》月刊写稿，或者写些篇幅冗长、内容空洞的东西，《反省》月刊无法办下去了，只好停刊。
反省院每半年为一期，许多政治犯住满一、二期就获释了。到1936年10月，王世益已住满4期。多年的摧残，致使他身体极度虚弱，党支部决定要王世益到外面治疗，院方也害怕他病亡在反省院。在院外战友和亲戚的帮助下，王世益终于被保释。出了反省院，王世益才知道，狡猾卑鄙的敌人把他的出院宣言改成反共宣言，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妄图斩断他的革命生涯。
投身抗日 能上能下
王世益被送回家乡，一面养病，一面向村民宣传革命思想。在他的影响下，二弟加入了共产党，三弟后来参加了八路军，同乡李金忠也参加革命。
没等病体痊愈，王世益就前往太原，寻找党组织。他找到在山西训导院负责教务的秘密党员时逸之和秘密党员冯彦俊，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太原总队长、中共太原市委书记赵林接上组织关系。他向赵林详细汇报了第一监狱和反省院党的秘密活动情况，请求追认这两个地方发展的党员。根据他的汇报，中共山西省工委批准承认一监党支部和反省院党支部所发展的全体党员的党籍，并责成王世益分别予以通知。
1937年5月，随着牺盟会机构的调整，中共太原市委在牺盟会太原市委员会中建立中共党团，王世益调任党团书记，以牺盟会太原市工人工作委员会成员的公开身份进行党的活动。他充分发挥自己多年从事职工运动的才干，深入到产业工人中间，发展工人会员。到抗战爆发时，太原的牺盟会员已达5万人之众。
繁忙的工作使王世益旧病复发，党组织决定送王世益赴延安疗养治病。1937年9月，王世益来到延安，一边养病，一边到中共中央党校旁听学习。1938年9月，组织上分配王世益到鲁迅艺术学院，先后任训育处干事、教职员党支部组织干事、院合作社主任、院务处副处长、院党总支委员。职务虽然降低了，但王世益从不计较名利地位，不以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自居。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不知道他曾是中共山西省委书记。
1940年春，鲁艺党组织为了照顾王世益的身体，让他去院卫生所治疗，同时担任卫生所的指导员。卫生所条件简陋，工作人员除妇女同志外，只能打地铺睡觉。王世益把卫生所留给他的病床让给其他病人，自己坚持睡地铺。边区粮食供应困难，王世益就把应享受的优待饭送给病号，自己与大家同吃大锅饭。王世益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深得群众好评。
在整风运动中，王世益深刻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从事白区工作所犯的“左”倾盲动错误，还坦诚剖析自己在监狱和反省院的思想和表现。党组织对他的历史和现实作出客观评价：“吃苦耐劳，接近群众，对工作不讲价钱，能上能下，做事实际。”
抗战胜利后，王世益先后担任晋绥辖区兴县地委组织部部长、榆林地委组织部部长。1949年4月，党组织调王世益去西北总工会筹备处工作。在共和国的岁月里，他历任西北总工会常委、组织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工委副主任，西北工会干部党校校长，陕西省工业交通干部党校党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王世益被诬为“叛徒”，停止了组织生活。1978年2月5日，当平反昭雪的通知传到病榻旁，王世益已处于弥留之际，不省人事。4月15日，王世益逝世。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