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八”铭记不忘的日子
——忆毛主席为《山西青年报》题写报头
1965年7月18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山西青年报》题写报头的日子。这一天，我铭记在心。
我从1949年7月入中央团校 （二期）学习，到1961年9月调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从事共青团工作12年。12年共青团工作，可回忆的很多，但对我来说，最值得、最有意义的回忆是请毛主席为《山西青年报》题写报头。
请毛主席为《山西青年报》题写报头，早已是报社全体同志的心愿。
1965年，我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期间，每年都有机会到山西。每次到太原，都要到团省委、山西青年报社看望老领导、老同事，特别是武玉铭、董艺同志，他们都先后担任过山西青年报社的领导。每次同他们见面，都离不开请毛主席为《山西青年报》题写报头这个话题。《山西青年报》当时使用的报头，据说是从《山西日报》《中国青年报》分别择取“山西”和“青年报”合并起来的。
请毛主席为《山西青年报》题写报头，通过什么渠道向毛主席报告？为此，报社的同志多次酝酿，有过多种设想。
一种设想，由团省委向团中央写报告，请团中央报告毛主席。1957年，请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重题“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就是这么办的。但是，大家考虑到这个设想难以实现。因为青年报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如都想请毛主席题写刊名，都要由团中央出面，团中央的负担太重。
另一种设想，由团省委向中共山西省委写报告，请省委报告毛主席。这么办，省委的负担可能比团中央少些，但又不同于为刘胡兰烈土重新提词。因为当时多家山西省级报刊有过这一设想，但都被否定。
1965年7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开会，我跟随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李立三同志出席。会议期间，团省委和山西青年报社的几位领导，记得有武玉铭、董艺等同志到晋祠宾馆找我，提出了第三种设想，即由山西青年报社直接给毛主席写信，请李立三同志转呈。
我曾在山西青年报社工作过7年，后来虽然在立三同志身边工作，但请毛主席为《山西青年报》题写报头，也是我多年的心愿。对此，我义不容辞。不过，中共中央华北局当时没有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机构，作为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的立三同志，与共青团、山西青年报社没有工作上的联系，此事立三同志出面，难免有“走后门”之嫌。
立三同志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毛主席是同乡。通过立三同志出面请毛主席题写报头，“后门”之说是不言而喻的。立三同志是否这么考虑，我不知道，但我作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必须事先向立三同志讲明，并请他考虑有无避嫌办法。
对于我的这些考虑，团省委几位领导非常理解。希望我向立三同志汇报以后，遵照立三同志的意见办理。
当天晚上，我即向立三同志汇报，并特别提出了我的顾虑。出乎我的意料，立三同志没有想那么多，他说：“请毛主席为《山西青年报》题写报头，这是一件好事。你在《山西青年报》工作多年，团省委的同志找你，要你找我，是为尽快办成这件事。所谓‘走后门’，那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我们这是为共青团争光。再说，为避‘走后门”之嫌，我们可以不‘走后门’，走前门嘛！”
立三同志的答复，使我对办成此事充满信心。第二天，我很快把立三同志的意见转达给董艺同志，并确定，找几期有鲜明党性和青年特点的《山西青年报》，连同给毛主席的信一并寄我，请立三同志呈交毛主席。
几天之后，山西青年报社给毛主席的信和几张近期出版的报纸送来了，我马上送给立三同志。立三同志看后说“很好”。他要我拿过中共中央华北局的专用信封，用毛笔庄重地写上：
送：中共中央办公厅
毛泽东主席亲启
中共中央华北局（立三办）
写完，将山西青年报社给毛主席的信和几张报纸装好后，他满意地说：“这么办，不就走前门了嘛!”这时，立三同志与我会意地笑了。
毛主席题写的“山西青年报”五个大字刚劲有力，鼓舞人心。
当年7月下旬，我同立三同志到上海、杭州、南昌等地出差，一路上立三同志还多次过问请毛主席为《山西青年报》题写报头之事。8月下旬，回到北京，我即给董艺同志写信询问。董艺同志很快回信，并把启用毛主席亲自为《山西青年报》题写报头出版的第一张报纸同时寄来。这张报纸，体现着报社全体同志欢欣鼓舞的心情。在编辑部致读者的专文中写道：“让我们以最激动、最兴奋的心情告诉你们：我们最爱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我们《山西青年报》题了报头！”报纸在显著位置刊登毛主席给山西青年报社来函上的复信：
写了一张，不知可用否?
毛泽东
1965年7月18日
董艺同志在信中说：“毛主席为 《山西青年报》题写的报头，是经省委转来的，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这对全省青年、全省团的干部，特别是山西青年报社的同志是极大的鼓舞。我们决不辜负毛主席的关怀，一定加倍努力工作，把全省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山西青年报》办得更好。”
最后，他要我感谢立三同志，感谢立三同志为山西青年做了一件大好事。我把《山西青年报》和董艺同志的信，拿给立三同志。立三同志仔细地看了《山西青年报》，然后特别高兴地说：“《山西青年报》是一张热爱毛主席，热心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报纸，山西青年报社有一批奋发图强、努力向上的青年人。”听到立三同志赞美的话，我作为共青团的老团干部、《山西青年报》的老报人，从内心感到自豪。
这里我还要也必须要说的是，山西青年报社的这批青年人，之所以热爱毛主席，热心宣传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奋发图强，努力向上，是党长期培养教育、严格要求的结果。
《山西青年报》是共青团山西省委的机关报，团省委对《山西青年报》非常重视，报社的几任社长都是团省委副书记兼任。苏平同志、华青同志、杨志远同志、王晋同志都先后兼任过山西青年报社社长。党的重要会议、党的重要文件，都要及时地向报社同志传达；有时还给报社同志吃“偏饭”、吃“小灶”，给报社同志先看，先传达。团省委的领导同志、团省委各部门的领导同志都重视发挥《山西青年报》的指导作用，都亲自撰稿发表在《山西青年报》。
团省委对山西青年报社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业务培训工作也很关心。报社有两项制度，我至今不忘：一是每个星期一的晚上，党、团员过组织生活，大家就一个星期来的思想、工作、学习情况进行检查；二是集体评报，每期报纸出版后，报社全体同志先阅读、后评论，从版面编排、政治内容，到语法用词、标点符号都要评论。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严格的组织生活，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培育、造就出一批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的年轻报人。
12年共青团工作的经历，是我12年学习成长的机会。我祝愿山西团的工作搞得更好，《山西青年报》办得更好。
梁柱 （原任《山西青年报》编委）
我从1949年7月入中央团校 （二期）学习，到1961年9月调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从事共青团工作12年。12年共青团工作，可回忆的很多，但对我来说，最值得、最有意义的回忆是请毛主席为《山西青年报》题写报头。
请毛主席为《山西青年报》题写报头，早已是报社全体同志的心愿。
1965年，我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期间，每年都有机会到山西。每次到太原，都要到团省委、山西青年报社看望老领导、老同事，特别是武玉铭、董艺同志，他们都先后担任过山西青年报社的领导。每次同他们见面，都离不开请毛主席为《山西青年报》题写报头这个话题。《山西青年报》当时使用的报头，据说是从《山西日报》《中国青年报》分别择取“山西”和“青年报”合并起来的。
请毛主席为《山西青年报》题写报头，通过什么渠道向毛主席报告？为此，报社的同志多次酝酿，有过多种设想。
一种设想，由团省委向团中央写报告，请团中央报告毛主席。1957年，请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重题“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就是这么办的。但是，大家考虑到这个设想难以实现。因为青年报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如都想请毛主席题写刊名，都要由团中央出面，团中央的负担太重。
另一种设想，由团省委向中共山西省委写报告，请省委报告毛主席。这么办，省委的负担可能比团中央少些，但又不同于为刘胡兰烈土重新提词。因为当时多家山西省级报刊有过这一设想，但都被否定。
1965年7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开会，我跟随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李立三同志出席。会议期间，团省委和山西青年报社的几位领导，记得有武玉铭、董艺等同志到晋祠宾馆找我，提出了第三种设想，即由山西青年报社直接给毛主席写信，请李立三同志转呈。
我曾在山西青年报社工作过7年，后来虽然在立三同志身边工作，但请毛主席为《山西青年报》题写报头，也是我多年的心愿。对此，我义不容辞。不过，中共中央华北局当时没有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机构，作为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的立三同志，与共青团、山西青年报社没有工作上的联系，此事立三同志出面，难免有“走后门”之嫌。
立三同志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毛主席是同乡。通过立三同志出面请毛主席题写报头，“后门”之说是不言而喻的。立三同志是否这么考虑，我不知道，但我作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必须事先向立三同志讲明，并请他考虑有无避嫌办法。
对于我的这些考虑，团省委几位领导非常理解。希望我向立三同志汇报以后，遵照立三同志的意见办理。
当天晚上，我即向立三同志汇报，并特别提出了我的顾虑。出乎我的意料，立三同志没有想那么多，他说：“请毛主席为《山西青年报》题写报头，这是一件好事。你在《山西青年报》工作多年，团省委的同志找你，要你找我，是为尽快办成这件事。所谓‘走后门’，那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我们这是为共青团争光。再说，为避‘走后门”之嫌，我们可以不‘走后门’，走前门嘛！”
立三同志的答复，使我对办成此事充满信心。第二天，我很快把立三同志的意见转达给董艺同志，并确定，找几期有鲜明党性和青年特点的《山西青年报》，连同给毛主席的信一并寄我，请立三同志呈交毛主席。
几天之后，山西青年报社给毛主席的信和几张近期出版的报纸送来了，我马上送给立三同志。立三同志看后说“很好”。他要我拿过中共中央华北局的专用信封，用毛笔庄重地写上：
送：中共中央办公厅
毛泽东主席亲启
中共中央华北局（立三办）
写完，将山西青年报社给毛主席的信和几张报纸装好后，他满意地说：“这么办，不就走前门了嘛!”这时，立三同志与我会意地笑了。
毛主席题写的“山西青年报”五个大字刚劲有力，鼓舞人心。
当年7月下旬，我同立三同志到上海、杭州、南昌等地出差，一路上立三同志还多次过问请毛主席为《山西青年报》题写报头之事。8月下旬，回到北京，我即给董艺同志写信询问。董艺同志很快回信，并把启用毛主席亲自为《山西青年报》题写报头出版的第一张报纸同时寄来。这张报纸，体现着报社全体同志欢欣鼓舞的心情。在编辑部致读者的专文中写道：“让我们以最激动、最兴奋的心情告诉你们：我们最爱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我们《山西青年报》题了报头！”报纸在显著位置刊登毛主席给山西青年报社来函上的复信：
写了一张，不知可用否?
毛泽东
1965年7月18日
董艺同志在信中说：“毛主席为 《山西青年报》题写的报头，是经省委转来的，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这对全省青年、全省团的干部，特别是山西青年报社的同志是极大的鼓舞。我们决不辜负毛主席的关怀，一定加倍努力工作，把全省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山西青年报》办得更好。”
最后，他要我感谢立三同志，感谢立三同志为山西青年做了一件大好事。我把《山西青年报》和董艺同志的信，拿给立三同志。立三同志仔细地看了《山西青年报》，然后特别高兴地说：“《山西青年报》是一张热爱毛主席，热心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报纸，山西青年报社有一批奋发图强、努力向上的青年人。”听到立三同志赞美的话，我作为共青团的老团干部、《山西青年报》的老报人，从内心感到自豪。
这里我还要也必须要说的是，山西青年报社的这批青年人，之所以热爱毛主席，热心宣传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奋发图强，努力向上，是党长期培养教育、严格要求的结果。
《山西青年报》是共青团山西省委的机关报，团省委对《山西青年报》非常重视，报社的几任社长都是团省委副书记兼任。苏平同志、华青同志、杨志远同志、王晋同志都先后兼任过山西青年报社社长。党的重要会议、党的重要文件，都要及时地向报社同志传达；有时还给报社同志吃“偏饭”、吃“小灶”，给报社同志先看，先传达。团省委的领导同志、团省委各部门的领导同志都重视发挥《山西青年报》的指导作用，都亲自撰稿发表在《山西青年报》。
团省委对山西青年报社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业务培训工作也很关心。报社有两项制度，我至今不忘：一是每个星期一的晚上，党、团员过组织生活，大家就一个星期来的思想、工作、学习情况进行检查；二是集体评报，每期报纸出版后，报社全体同志先阅读、后评论，从版面编排、政治内容，到语法用词、标点符号都要评论。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严格的组织生活，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培育、造就出一批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的年轻报人。
12年共青团工作的经历，是我12年学习成长的机会。我祝愿山西团的工作搞得更好，《山西青年报》办得更好。
梁柱 （原任《山西青年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