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一———红色印记·当年青春
王鸿钧 危难中一次次建起山西党组织
在中共山西地方党组织的早期领导人中，有一颗璀璨的“明星”，他就是山西省委第一任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王鸿钧。虽然，他在人生的旅途中只奔忙了20个春秋，但是，在他的身后却留下了一串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闪光足迹。
立志救国 少年入党
王鸿钧，字秀民，别号百举，临猗县楚侯村人，1909年农历正月廿二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中，父亲是一位勤劳节俭的农民，母亲是典型的农家妇女。1917年，王鸿钧8岁时，父亲从操持家业考虑，决定送他到私塾读书。由于他天资聪颖，悟性很好，对功课勤学好问，深得先生赵铭金的喜爱。在赵先生的启迪下，他从小就萌生了“长大成人后，要干一番事业”的志向。
1920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猗氏县立第四高级小学李汉学堂。四高校长张沛铭是个思想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经常向学生们讲列强侵华和五四运动的情况。在校3年，他在张校长和进步教师的熏陶下，逐步产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
1923年，王鸿钧高小毕业。他不顾家庭的阻拦，毅然与同窗好友王极盛、景望廉等千里迢迢步行到省城太原，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他常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如一中学生会发动的反对曹锟贿选游行、太原学生的反对基督教运动、太原各界组织“国民促进会”和“民权运动大同盟”活动，他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他还经常到工厂参加劳动，接触工人群众，大量进行社会调查，向工友们进行各种进步思想的宣传活动，这些活动为他日后在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1924年，15岁的王鸿钧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开始了他革命人生的旅途。然而他的家庭对他的前程却是另一种安排，这一年，他的父母多次捎信给他，催他回家完婚，尽管他多次给父母去信劝说他们退亲，但始终未果。就在这年寒假，家里为他做好了成亲的准备，而他却和邓国栋等利用假期在晋南从事建团的工作，父母只好让他的堂妹王青赞手持他的靴帽代为迎亲。这一趣闻，曾在他的家乡传了好一阵子。
1925年，是山西民众运动蓬勃发展的一年。在“五·一八”山西学生反对阎锡山向全省人民增收房税的斗争中，王鸿钧是一中的学生骨干。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山西后，以太原市学生联合会为核心，成立了太原市民沪案后援会。6月10日和25日，他们两次召开群众大会，愤怒声讨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并决定募捐财物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王鸿钧、周玉麟、赵秉彝、汪铭、王瀛、邓国栋、王占京等脱颖而出，他们在团组织的领导下，深入市民和工人中间，进行宣传与发动，一场以沪案后援和雪耻活动为中心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全省形成了高潮。
民众运动急需党来正确引导，可是，山西当时只有很少的几名学生党员和一部分团员，党的力量显然不足。是年秋，中共北方区委把崔锄人派往山西，从事组织发展工作，王鸿钧等由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勇挑重担 全省建党
王鸿钧入党后，在崔锄人等的领导下，深入全省进行建党和民众运动的发动工作，很快，党员人数增加为30余人。是年底，经中共北方区委批准，成立了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由崔锄人、王鸿钧、周玉麟3人担任执行委员，王鸿钧任组织部部长。以此，他为山西党组织的发展，几乎走遍了整个山西。
1925年8月，太原支部负责人傅懋恭、张叔平调外省工作，在山西党团联席会议上，决定建立临时领导机构，王鸿钧被大家推举为党团日常工作的主持人。10月，崔锄人来山西以后，他们先后建立了中共太原一中支部、进山中学支部、印刷工人支部、制革工人支部、正太铁路工人支部和一个混合党支部，同时还在太原国民师范、山西一师、法政专门学校、平民中学、山西报馆、并州报馆建立了青年团支部，为党的肌体注入了新鲜血液。
1925年6月，王鸿钧和王瀛、邓国栋、王世隆以太原市学联和省城沪案后援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到榆次晋华纺织厂开展工作，在青年工人中发展了一批团员，建立了榆次青年团特别支部。又通过与厂方交涉，办起了工人业余夜校，他们利用夜校讲“劳工神圣”，团结起来就是力量的道理，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自身解放而斗争。工人们听了他们的宣传，都积极加入团组织。年底，他们把团员中的10名骨干分子转为中共党员，在晋华纺织厂建起了党支部。
1926年1月，王鸿钧接上级通知，要山西党组织派人到北方区委党校学习。他带领韦思恭等3人前往，在那里学习了两个月。结业返晋以后，他们还带回了250本《共产主义ABC》，为以后在山西主办党员培训班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返晋后，他立即和崔锄人一道南下临汾从事建党工作，他们在临汾张振山等一批进步青年入党后，建立起了中共平阳支部。在此前后，王鸿钧还多次前往霍县，指导那里的建党工作，使霍县在特支的基础上，较早地建立了县委。4月，王鸿钧又到祁县从事建党工作，他在吸收郭钟乾、高遵、田文甫、刘桂五、泽霖等入党以后，批准他们成立中共祁县支部。这一时期，他和王世隆还到过平定，介绍平定中学学生甄华等人入党，帮助建立了平定特支。是年冬，王鸿钧到汾阳巡视，以中央汾阳特支为基础，成立了中共汾阳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5年冬，王鸿钧和崔锄人一起到运城从事建党工作。他们以运城二中、二师的进步学生为骨干，建立了“河东旅运青年社”和“读书会”两个学生组织，并将他们分派到各县去发动和组织支持上海工人反帝斗争的沪案后援活动。这批骨干回到河东各县，一边宣传，一边募捐，把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火种播到了各县，为河东地区建党培养了一批骨干。王鸿钧和邓国栋还在闻喜成立了党团员混合支部。
1926年夏，王鸿钧和崔锄人再次来到河东，一方面发展国民党员，建立各县市的国民党组织；一方面选择进步分子发展入党，建立和发展各地的中共组织。他们先在夏县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中共夏县支部，又把运城二中和二师学生王月春、祁金兰、卫文兴、孙云生等发展为党团员，并分别建立起运城党支部和团支部。同时，他们根据北方区委的指示，介绍这些同志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运城东街基督教青年会的地址建立了国民党河东市党部，党以国民党的半公开名义开展活动。
在王鸿钧和崔锄人南下建党的同时，他们还分派王世隆、邓国栋、王瀛等深入全省各地从事建党工作。到1926年，中共太原地委已下辖45个支部。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在武汉召开，王鸿钧作为山西代表出席会议。会后，他带回了中央批准成立山西省委的决定。5月19日，山西省委成立，书记颜昌杰，组织部部长王鸿钧，宣传部部长崔锄人。省委的成立，标志着山西党的领导力量，已由小到大，走向成熟。
深入农村组织暴动
1927年6月，阎锡山在山西通电，拥护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并通缉王鸿钧等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王鸿钧因到汉口汇报工作而未遭不测。当他返回山西，太原的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党的活跃分子纷纷被捕，省委书记颜昌杰也因病离晋，崔锄人面对山西的危境，感到一筹莫展。这时，中共北方区委派王红玉来山西工作，由于情况特殊，来不及请示中央，他们3人研究决定改组山西省委，由王鸿钧代理省委书记，临危受命主持山西党的工作，崔锄人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王红玉任省委宣传部长。之后，他们开始重新恢复山西的基层党组织和领导民众同国民党阎锡山反动当局进行斗争。
鉴于山西的严峻形势，他们遵照中央8月4日的来信精神，要把党的工作由城市转入农村。王鸿钧等决定把省委机关由太原撤出，在祁县乔家堡的一个农民家中，建立起省委办事处。到了11月，全省三分之一的县份党的组织重新恢复和建立了起来。同时，在祁县、霍县等15个县成立了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在太原和运城盐池、榆次、介休成立了工人协会，全省农民、工人协会的会员达到10余万人。
省委改组以后，王鸿钧带着邓国栋、周玉麟、王世益等一批骨干分子到河东巡视，在党的基础比较好的夏县下流村小学召开了河东党的活跃分子会议。会上，王鸿钧传达了党的五大和八七会议精神，要求各县按照五大的规定，把各县县委建立起来，领导和发动民众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会后，根据省委要求，建立县委的有安邑、夏县、芮城和垣曲。在各县党组织的领导下，河东地区的工农民众运动，逐渐形成了高潮。
巡视河东以后，王鸿钧返回太原。这时王红玉通过太原总工会，把数百名工人积极分子团结和组织了起来。由于王瀛和朱志翰夫妇在返晋途中被捕，王红玉搞了几支枪和几个手榴弹，准备组织省城工人暴动，营救王瀛。结果暴动未成，许多人被捕，王瀛被反动派杀害。王鸿钧等无法在太原落脚，于是和崔锄人、王红玉先后来到驻井陉县贾林镇的国民三军留守处开省委碰头会议，研究批准成立中共太原和阳泉两个市委以及各地区的19个县委。
根据当时的情况，他们决定进一步组织暴动，结果遭到更大的失败，在这种极端的困难情况下，省委决定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新的部署。
1928年2月11日，省委扩大会议在霍州城东的破庙里召开，会议总结了省委的工作，重新改组了山西省委，王鸿钧改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同时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新当选的省委成员分别到各地开展工作，王鸿钧则与汪铭一起奔赴上海，一是向中央汇报山西情况，二是准备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霍州会议后不久，王世益、关广荃、邓国栋和周玉麟被捕。由于关广荃叛变，山西党员被捕者总计多达200余人。这时，王鸿钧和汪铭途经河南开封，从报纸上获悉消息后，他与河南省委负责人易云研究，决定由他给中央写一封信，让汪铭带到上海，而他返回山西，恢复山西党的组织。
1928年3月11日，王鸿钧由河南陕县渡过黄河到运城，方知省委已有4人被捕、2人失去联系。于是，王鸿钧再次来到霍州，在找到县委书记李光杰、太原区党部书记阎念先和太原总工会领导成员杨振华后，第二次召开霍州会议，重新组建了以王世隆为书记，王鸿钧、汪铭、赵秉彝、阎念先、秦晋翰、杨高铭7人组成的临时省委。
5月，汪铭从上海回来，传达了中央于3月26日给山西省委的复信：山西省委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决定组织武装暴动，是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王鸿钧始知自己在思想认识和指导思想上脱离山西的实际，犯了左的错误。于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到洪赵地区云搞农村调查，等着中央复信并告之召开“六大”的时间。其间，他受到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工作也无法进行。8月，王鸿钧到上海去找党中央。抵达上海后，他向中央写了详细的工作报告。事后，他没有再回山西。
1928年冬，王鸿钧离沪，乘船抵海参崴，然后乘车穿过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学习。在苏联，由于受党内斗争的迫害，翌年病逝于异国他乡。
王鸿钧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临危受命，肩负党的领导重任，尽管受到当时党内左倾盲动思想的影响，在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他在危险中一次次重新恢复了山西省委的领导机构，那种矢志不渝的精神、愈斗弥坚的斗志和胆识，是令人钦佩和叹服的。
本报综合
立志救国 少年入党
王鸿钧，字秀民，别号百举，临猗县楚侯村人，1909年农历正月廿二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中，父亲是一位勤劳节俭的农民，母亲是典型的农家妇女。1917年，王鸿钧8岁时，父亲从操持家业考虑，决定送他到私塾读书。由于他天资聪颖，悟性很好，对功课勤学好问，深得先生赵铭金的喜爱。在赵先生的启迪下，他从小就萌生了“长大成人后，要干一番事业”的志向。
1920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猗氏县立第四高级小学李汉学堂。四高校长张沛铭是个思想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经常向学生们讲列强侵华和五四运动的情况。在校3年，他在张校长和进步教师的熏陶下，逐步产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
1923年，王鸿钧高小毕业。他不顾家庭的阻拦，毅然与同窗好友王极盛、景望廉等千里迢迢步行到省城太原，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他常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如一中学生会发动的反对曹锟贿选游行、太原学生的反对基督教运动、太原各界组织“国民促进会”和“民权运动大同盟”活动，他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他还经常到工厂参加劳动，接触工人群众，大量进行社会调查，向工友们进行各种进步思想的宣传活动，这些活动为他日后在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1924年，15岁的王鸿钧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开始了他革命人生的旅途。然而他的家庭对他的前程却是另一种安排，这一年，他的父母多次捎信给他，催他回家完婚，尽管他多次给父母去信劝说他们退亲，但始终未果。就在这年寒假，家里为他做好了成亲的准备，而他却和邓国栋等利用假期在晋南从事建团的工作，父母只好让他的堂妹王青赞手持他的靴帽代为迎亲。这一趣闻，曾在他的家乡传了好一阵子。
1925年，是山西民众运动蓬勃发展的一年。在“五·一八”山西学生反对阎锡山向全省人民增收房税的斗争中，王鸿钧是一中的学生骨干。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山西后，以太原市学生联合会为核心，成立了太原市民沪案后援会。6月10日和25日，他们两次召开群众大会，愤怒声讨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并决定募捐财物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王鸿钧、周玉麟、赵秉彝、汪铭、王瀛、邓国栋、王占京等脱颖而出，他们在团组织的领导下，深入市民和工人中间，进行宣传与发动，一场以沪案后援和雪耻活动为中心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全省形成了高潮。
民众运动急需党来正确引导，可是，山西当时只有很少的几名学生党员和一部分团员，党的力量显然不足。是年秋，中共北方区委把崔锄人派往山西，从事组织发展工作，王鸿钧等由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勇挑重担 全省建党
王鸿钧入党后，在崔锄人等的领导下，深入全省进行建党和民众运动的发动工作，很快，党员人数增加为30余人。是年底，经中共北方区委批准，成立了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由崔锄人、王鸿钧、周玉麟3人担任执行委员，王鸿钧任组织部部长。以此，他为山西党组织的发展，几乎走遍了整个山西。
1925年8月，太原支部负责人傅懋恭、张叔平调外省工作，在山西党团联席会议上，决定建立临时领导机构，王鸿钧被大家推举为党团日常工作的主持人。10月，崔锄人来山西以后，他们先后建立了中共太原一中支部、进山中学支部、印刷工人支部、制革工人支部、正太铁路工人支部和一个混合党支部，同时还在太原国民师范、山西一师、法政专门学校、平民中学、山西报馆、并州报馆建立了青年团支部，为党的肌体注入了新鲜血液。
1925年6月，王鸿钧和王瀛、邓国栋、王世隆以太原市学联和省城沪案后援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到榆次晋华纺织厂开展工作，在青年工人中发展了一批团员，建立了榆次青年团特别支部。又通过与厂方交涉，办起了工人业余夜校，他们利用夜校讲“劳工神圣”，团结起来就是力量的道理，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自身解放而斗争。工人们听了他们的宣传，都积极加入团组织。年底，他们把团员中的10名骨干分子转为中共党员，在晋华纺织厂建起了党支部。
1926年1月，王鸿钧接上级通知，要山西党组织派人到北方区委党校学习。他带领韦思恭等3人前往，在那里学习了两个月。结业返晋以后，他们还带回了250本《共产主义ABC》，为以后在山西主办党员培训班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返晋后，他立即和崔锄人一道南下临汾从事建党工作，他们在临汾张振山等一批进步青年入党后，建立起了中共平阳支部。在此前后，王鸿钧还多次前往霍县，指导那里的建党工作，使霍县在特支的基础上，较早地建立了县委。4月，王鸿钧又到祁县从事建党工作，他在吸收郭钟乾、高遵、田文甫、刘桂五、泽霖等入党以后，批准他们成立中共祁县支部。这一时期，他和王世隆还到过平定，介绍平定中学学生甄华等人入党，帮助建立了平定特支。是年冬，王鸿钧到汾阳巡视，以中央汾阳特支为基础，成立了中共汾阳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5年冬，王鸿钧和崔锄人一起到运城从事建党工作。他们以运城二中、二师的进步学生为骨干，建立了“河东旅运青年社”和“读书会”两个学生组织，并将他们分派到各县去发动和组织支持上海工人反帝斗争的沪案后援活动。这批骨干回到河东各县，一边宣传，一边募捐，把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火种播到了各县，为河东地区建党培养了一批骨干。王鸿钧和邓国栋还在闻喜成立了党团员混合支部。
1926年夏，王鸿钧和崔锄人再次来到河东，一方面发展国民党员，建立各县市的国民党组织；一方面选择进步分子发展入党，建立和发展各地的中共组织。他们先在夏县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中共夏县支部，又把运城二中和二师学生王月春、祁金兰、卫文兴、孙云生等发展为党团员，并分别建立起运城党支部和团支部。同时，他们根据北方区委的指示，介绍这些同志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运城东街基督教青年会的地址建立了国民党河东市党部，党以国民党的半公开名义开展活动。
在王鸿钧和崔锄人南下建党的同时，他们还分派王世隆、邓国栋、王瀛等深入全省各地从事建党工作。到1926年，中共太原地委已下辖45个支部。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在武汉召开，王鸿钧作为山西代表出席会议。会后，他带回了中央批准成立山西省委的决定。5月19日，山西省委成立，书记颜昌杰，组织部部长王鸿钧，宣传部部长崔锄人。省委的成立，标志着山西党的领导力量，已由小到大，走向成熟。
深入农村组织暴动
1927年6月，阎锡山在山西通电，拥护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并通缉王鸿钧等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王鸿钧因到汉口汇报工作而未遭不测。当他返回山西，太原的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党的活跃分子纷纷被捕，省委书记颜昌杰也因病离晋，崔锄人面对山西的危境，感到一筹莫展。这时，中共北方区委派王红玉来山西工作，由于情况特殊，来不及请示中央，他们3人研究决定改组山西省委，由王鸿钧代理省委书记，临危受命主持山西党的工作，崔锄人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王红玉任省委宣传部长。之后，他们开始重新恢复山西的基层党组织和领导民众同国民党阎锡山反动当局进行斗争。
鉴于山西的严峻形势，他们遵照中央8月4日的来信精神，要把党的工作由城市转入农村。王鸿钧等决定把省委机关由太原撤出，在祁县乔家堡的一个农民家中，建立起省委办事处。到了11月，全省三分之一的县份党的组织重新恢复和建立了起来。同时，在祁县、霍县等15个县成立了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在太原和运城盐池、榆次、介休成立了工人协会，全省农民、工人协会的会员达到10余万人。
省委改组以后，王鸿钧带着邓国栋、周玉麟、王世益等一批骨干分子到河东巡视，在党的基础比较好的夏县下流村小学召开了河东党的活跃分子会议。会上，王鸿钧传达了党的五大和八七会议精神，要求各县按照五大的规定，把各县县委建立起来，领导和发动民众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会后，根据省委要求，建立县委的有安邑、夏县、芮城和垣曲。在各县党组织的领导下，河东地区的工农民众运动，逐渐形成了高潮。
巡视河东以后，王鸿钧返回太原。这时王红玉通过太原总工会，把数百名工人积极分子团结和组织了起来。由于王瀛和朱志翰夫妇在返晋途中被捕，王红玉搞了几支枪和几个手榴弹，准备组织省城工人暴动，营救王瀛。结果暴动未成，许多人被捕，王瀛被反动派杀害。王鸿钧等无法在太原落脚，于是和崔锄人、王红玉先后来到驻井陉县贾林镇的国民三军留守处开省委碰头会议，研究批准成立中共太原和阳泉两个市委以及各地区的19个县委。
根据当时的情况，他们决定进一步组织暴动，结果遭到更大的失败，在这种极端的困难情况下，省委决定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新的部署。
1928年2月11日，省委扩大会议在霍州城东的破庙里召开，会议总结了省委的工作，重新改组了山西省委，王鸿钧改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同时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新当选的省委成员分别到各地开展工作，王鸿钧则与汪铭一起奔赴上海，一是向中央汇报山西情况，二是准备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霍州会议后不久，王世益、关广荃、邓国栋和周玉麟被捕。由于关广荃叛变，山西党员被捕者总计多达200余人。这时，王鸿钧和汪铭途经河南开封，从报纸上获悉消息后，他与河南省委负责人易云研究，决定由他给中央写一封信，让汪铭带到上海，而他返回山西，恢复山西党的组织。
1928年3月11日，王鸿钧由河南陕县渡过黄河到运城，方知省委已有4人被捕、2人失去联系。于是，王鸿钧再次来到霍州，在找到县委书记李光杰、太原区党部书记阎念先和太原总工会领导成员杨振华后，第二次召开霍州会议，重新组建了以王世隆为书记，王鸿钧、汪铭、赵秉彝、阎念先、秦晋翰、杨高铭7人组成的临时省委。
5月，汪铭从上海回来，传达了中央于3月26日给山西省委的复信：山西省委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决定组织武装暴动，是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王鸿钧始知自己在思想认识和指导思想上脱离山西的实际，犯了左的错误。于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到洪赵地区云搞农村调查，等着中央复信并告之召开“六大”的时间。其间，他受到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工作也无法进行。8月，王鸿钧到上海去找党中央。抵达上海后，他向中央写了详细的工作报告。事后，他没有再回山西。
1928年冬，王鸿钧离沪，乘船抵海参崴，然后乘车穿过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学习。在苏联，由于受党内斗争的迫害，翌年病逝于异国他乡。
王鸿钧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临危受命，肩负党的领导重任，尽管受到当时党内左倾盲动思想的影响，在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他在危险中一次次重新恢复了山西省委的领导机构，那种矢志不渝的精神、愈斗弥坚的斗志和胆识，是令人钦佩和叹服的。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