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一线城市 一些年轻人“回笼漂”
这个春天，一些年轻人选择重回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我和北京‘复合’了。”张扬前不久从家乡回到北京，他把这个城市比作和他“爱恨纠缠了多年的恋人”。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理论上他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但最现实的原因是“甲方在下需求的时候，还是希望能面谈”。即使作为“数字游民”，一线城市的工作机会也显而易见地更多。
房产中介葛林感受到了这种变化。2022年疫情期间，找他转租的人不少，每一个离开北京的租客好像都打定主意不再回来了。
“今年过完年以后，来租房的人就变多了，房价也涨了。”葛林告诉记者，周末的一天他接了3拨儿客户，看了20多套房子，微信步数达到35819步。在他的客户中，很多是从外地回来的“回笼漂”。
“回笼漂”形容那些在北上广深和其他城市之间反复流动的年轻人，以重返一线城市的频次作为衡量标准，有人是二次“漂”，有人是三次甚至更多次。
智联招聘联合泽平宏观发布的《中国城市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2022》显示，一二线城市95后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9.1%、3.4%，远高于总体的5.4%、0.4%。BOSS直聘研究院院长常濛也在近日透露了一个数据，有23%的人会在“逃离\'北上广深15个月左右后，选择回归一线城市。
想趁着年轻，再多看看
“如果说在北京的生活是拿了一张虚构的藏宝图，那回老家的生活更像拿了一本无字天书。”抖音博主“又是老文”分享了自己从北京回到家乡的感受。“在经历过N多场互相看不顺眼的面试和人才补助申领失败之后，才发现家乡好像并没有想我。小城的工作似乎只剩下了几种选择——老师、医生、公务员……”
“如果只是收入低，那我可以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但是这边的职场氛围让我无法接受，大家好像都是 ‘得过且过’。”齐思瑶2019年年底离开北京，出国留学两年后随男友回到家乡呼和浩特发展，入职了一家直播公司，“工作职责并不明确，直播运营这个岗位只有我一个人，我必须是一个‘综合型人才’，什么都可以干”。
“入职时，公司并没有和我签署劳动合同。”齐思瑶告诉记者，“没有缴纳五险一金，工资、奖金拖两个月是常有的事情，但不常加班确实是真的。”
“虽然忙碌的时候很少，但是闲的时候真的很焦虑，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王心语的家乡在中原地区，她就读于上海的一所大学，专业是服装设计。2022年毕业前，她拿到了两家公司offer，一家在上海，另外一家是浙江一个小城，距离上海100公里左右。两家公司给出了同样的薪水——7500元。
“在上海，我租房子的租金可能都不止这么多钱。”王心语选择了浙江的小城，本想好好学服装设计，攒两年经验跳槽。但是进入公司之后，却被分配到管理岗，每天和数据报表、PPT打交道，王心语觉得这可能不是自己想要的工作。
最近，王心语在豆瓣发帖，想要重新回到上海，在快节奏的工作环境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022年8月，和男友分手后的齐思瑶毅然决然地辞职，回到北京“背水一战”。前不久，她入职了一家上市公司，仍然从事直播运营的工作。“领导很重视我，在这里我慢慢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
但是，仍然有一些时刻让齐思瑶怀疑自己重回北京的选择是否正确。那些时刻有——早高峰被人流推上地铁；加班的凌晨，独自打车回家；为挤时间不得不点外卖……
经济压力之下，他们“回笼漂”
“回来是为了给所有帮我的人一个交代。”李均婷坦言自己重新回到北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赚钱。
2008年，20岁的李均婷和几个同学约着一起闯北京，她从房产中介做到凡客诚品的客服，最后进入保险行业，从地下室住到半地下室再搬进楼房，她说：“发展最快的那几年，我是和北京一起成长的。”
10年之后的2018年夏天，P2P(互联网金融点对点借贷平台)爆雷，李均婷是投资者之一。投资失败，欠了40万元的债。同年，她与丈夫的婚姻走到尽头，两周岁的女儿归她，分得财产8.5万元。
“离婚那天，我转头就进入了工作状态。”李均婷告诉记者，在北京的这些年，她一直处于极快的生活节奏中。“北京优秀的人太多了，总是处于比较中。想换大的房子，想换更好的车，欲望拉扯着我的生活，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停下来过。”
接连的打击使得李均婷陷入长期的抑郁情绪中。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发生后，李均婷和哥哥都被隔离在了赤峰老家，兄妹俩总在一起谈心。“我哥常说他心疼我，不想让我一个人在北京拼了。”
20岁离家后，李均婷很少回家，觉得亏欠父母，在哥哥的劝说下决定带着孩子回老家，“努力赚钱还债，好好照顾父母”。
“赤峰很小，生活安逸。”李均婷感受到了久违的慢节奏，“连机动车限速都和北京不一样。”但是回家刚刚半年，她就发现 “挣不到钱”。“当时我在赤峰最大的一家直播公司，给企业带货。”李均婷所赚的工资，只能维持她和孩子的日常生活，“别说还债了，再这么下去可能会有新的债务”。
还是得回北京。她打算回北京的那个月，父亲脑出血复发全身瘫痪，几经纠结，李均婷决定留在家里照顾老人，但心里一直放不下欠的债。“我现在还欠着哥哥姐姐还有朋友们的钱，他们当时特别信任我，把信用卡借给我刷。”李均婷说，在人生的至暗时刻，多亏了亲友的帮助。
2022年年末，防疫政策转变，父亲的身体也有所好转，李均婷重新回到北京。在前同事的引荐下，重新回到保险行业。“我现在每天挺拼的，但不再是为了自己的欲望。”李均婷说，她想早点儿还完债，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条件。
“或许怀念的不是城市，而是那群人”
很多人逃离一线城市的目的地并不是“家乡”，而是某个宜居的陌生小城，但在那里建立新的社交圈十分困难。
王心语的大多数同学留在了上海，在浙江小城唯一的熟人是和她一起入职这家公司的大学同学。“在这里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交圈，一方面是因为小城的公司员工流动性低，大家的年龄比较大，聊不到一起；另一方面是同事的关系和朋友、同学还不太一样，你会觉得可能有一些是不能完全跟他们讲的。”王心语总觉得这里虽然是一家服装公司，但包容度似乎并不强。
“我刚来这家公司的时候，有一个实习生每天都会画一个比较浓的欧美妆容。但是我们这边会有工艺师说她化的妆太浓，感觉非常夸张。不化的时候又会说‘我都认不出来你了’。”王心语介绍，这里的工艺师，可能就是缝纫工出身，技术非常厉害，但是本身受的文化和时尚教育并不足，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少见多元的装扮。
每每这时，她就会怀念上海武康路一些自发的“文化时尚活动”。那段时间，也有热心人给王心语介绍男朋友，但都不了了之。“这边的男孩子更倾向于找本地的女孩子，人家会觉得你总是要离开的，有太多不稳定的因素。”王心语说，她的父母倒是希望她能找一个外地男朋友，这样两个人如果有更好的机会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离开。
王心语总是想重新回到上海，大学的时候，她最喜欢和同学从学校骑共享单车到黄浦江边，边吹风，边聊天，边散步，也喜欢和朋友们逛上海稀奇古怪的市集长见识。“或许怀念的不是上海，而是那群人。”她说。
张扬在朋友们的眼中是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他在北京的朋友圈大多通过展览、话剧、电影和讲座建立。
“2020年之前，北大还没有封闭管理，我经常去蹭戴锦华老师的课，当时就认识了一些‘挚交’。”张扬说。
2021年秋天，他和朋友合伙开的酒吧倒闭了。同年11月退了租，坐了16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回到包头。凌晨5时11分到达，下车之后想吃个早餐，却发现大多数早餐摊还没营业。
他在朋友圈写道：“想必未来每一个饥饿的凌晨都会无比想念深夜两点出摊的北京早餐和30分钟可送达的外卖小哥。”
回家前，他带着下载了数千部电影的机械硬盘，买了手冲咖啡装备和投影仪，企图用一种 “浅薄无聊但体面的”生活方式对抗小城“几乎空白的”文化生活。回家之后，张扬却成了一名撰稿人。“不止影评，什么活都接。”
在包头，他也曾试着融入初高中同学的社交圈，但张扬遗憾地发现：“由于彼此的生活经历不同，和同学回忆完青春之后，便难再有共同语言。”他说：“最长的一次25天没有出门。”
“北京一直都是这样，竞争强，压力大，节奏快；但再回来，总得明确地图点儿什么，可能是物质享受，可能是医疗资源，也可能是精神需求。”张扬说。（应受访者要求均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我和北京‘复合’了。”张扬前不久从家乡回到北京，他把这个城市比作和他“爱恨纠缠了多年的恋人”。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理论上他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但最现实的原因是“甲方在下需求的时候，还是希望能面谈”。即使作为“数字游民”，一线城市的工作机会也显而易见地更多。
房产中介葛林感受到了这种变化。2022年疫情期间，找他转租的人不少，每一个离开北京的租客好像都打定主意不再回来了。
“今年过完年以后，来租房的人就变多了，房价也涨了。”葛林告诉记者，周末的一天他接了3拨儿客户，看了20多套房子，微信步数达到35819步。在他的客户中，很多是从外地回来的“回笼漂”。
“回笼漂”形容那些在北上广深和其他城市之间反复流动的年轻人，以重返一线城市的频次作为衡量标准，有人是二次“漂”，有人是三次甚至更多次。
智联招聘联合泽平宏观发布的《中国城市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2022》显示，一二线城市95后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9.1%、3.4%，远高于总体的5.4%、0.4%。BOSS直聘研究院院长常濛也在近日透露了一个数据，有23%的人会在“逃离\'北上广深15个月左右后，选择回归一线城市。
想趁着年轻，再多看看
“如果说在北京的生活是拿了一张虚构的藏宝图，那回老家的生活更像拿了一本无字天书。”抖音博主“又是老文”分享了自己从北京回到家乡的感受。“在经历过N多场互相看不顺眼的面试和人才补助申领失败之后，才发现家乡好像并没有想我。小城的工作似乎只剩下了几种选择——老师、医生、公务员……”
“如果只是收入低，那我可以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但是这边的职场氛围让我无法接受，大家好像都是 ‘得过且过’。”齐思瑶2019年年底离开北京，出国留学两年后随男友回到家乡呼和浩特发展，入职了一家直播公司，“工作职责并不明确，直播运营这个岗位只有我一个人，我必须是一个‘综合型人才’，什么都可以干”。
“入职时，公司并没有和我签署劳动合同。”齐思瑶告诉记者，“没有缴纳五险一金，工资、奖金拖两个月是常有的事情，但不常加班确实是真的。”
“虽然忙碌的时候很少，但是闲的时候真的很焦虑，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王心语的家乡在中原地区，她就读于上海的一所大学，专业是服装设计。2022年毕业前，她拿到了两家公司offer，一家在上海，另外一家是浙江一个小城，距离上海100公里左右。两家公司给出了同样的薪水——7500元。
“在上海，我租房子的租金可能都不止这么多钱。”王心语选择了浙江的小城，本想好好学服装设计，攒两年经验跳槽。但是进入公司之后，却被分配到管理岗，每天和数据报表、PPT打交道，王心语觉得这可能不是自己想要的工作。
最近，王心语在豆瓣发帖，想要重新回到上海，在快节奏的工作环境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022年8月，和男友分手后的齐思瑶毅然决然地辞职，回到北京“背水一战”。前不久，她入职了一家上市公司，仍然从事直播运营的工作。“领导很重视我，在这里我慢慢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
但是，仍然有一些时刻让齐思瑶怀疑自己重回北京的选择是否正确。那些时刻有——早高峰被人流推上地铁；加班的凌晨，独自打车回家；为挤时间不得不点外卖……
经济压力之下，他们“回笼漂”
“回来是为了给所有帮我的人一个交代。”李均婷坦言自己重新回到北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赚钱。
2008年，20岁的李均婷和几个同学约着一起闯北京，她从房产中介做到凡客诚品的客服，最后进入保险行业，从地下室住到半地下室再搬进楼房，她说：“发展最快的那几年，我是和北京一起成长的。”
10年之后的2018年夏天，P2P(互联网金融点对点借贷平台)爆雷，李均婷是投资者之一。投资失败，欠了40万元的债。同年，她与丈夫的婚姻走到尽头，两周岁的女儿归她，分得财产8.5万元。
“离婚那天，我转头就进入了工作状态。”李均婷告诉记者，在北京的这些年，她一直处于极快的生活节奏中。“北京优秀的人太多了，总是处于比较中。想换大的房子，想换更好的车，欲望拉扯着我的生活，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停下来过。”
接连的打击使得李均婷陷入长期的抑郁情绪中。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发生后，李均婷和哥哥都被隔离在了赤峰老家，兄妹俩总在一起谈心。“我哥常说他心疼我，不想让我一个人在北京拼了。”
20岁离家后，李均婷很少回家，觉得亏欠父母，在哥哥的劝说下决定带着孩子回老家，“努力赚钱还债，好好照顾父母”。
“赤峰很小，生活安逸。”李均婷感受到了久违的慢节奏，“连机动车限速都和北京不一样。”但是回家刚刚半年，她就发现 “挣不到钱”。“当时我在赤峰最大的一家直播公司，给企业带货。”李均婷所赚的工资，只能维持她和孩子的日常生活，“别说还债了，再这么下去可能会有新的债务”。
还是得回北京。她打算回北京的那个月，父亲脑出血复发全身瘫痪，几经纠结，李均婷决定留在家里照顾老人，但心里一直放不下欠的债。“我现在还欠着哥哥姐姐还有朋友们的钱，他们当时特别信任我，把信用卡借给我刷。”李均婷说，在人生的至暗时刻，多亏了亲友的帮助。
2022年年末，防疫政策转变，父亲的身体也有所好转，李均婷重新回到北京。在前同事的引荐下，重新回到保险行业。“我现在每天挺拼的，但不再是为了自己的欲望。”李均婷说，她想早点儿还完债，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条件。
“或许怀念的不是城市，而是那群人”
很多人逃离一线城市的目的地并不是“家乡”，而是某个宜居的陌生小城，但在那里建立新的社交圈十分困难。
王心语的大多数同学留在了上海，在浙江小城唯一的熟人是和她一起入职这家公司的大学同学。“在这里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交圈，一方面是因为小城的公司员工流动性低，大家的年龄比较大，聊不到一起；另一方面是同事的关系和朋友、同学还不太一样，你会觉得可能有一些是不能完全跟他们讲的。”王心语总觉得这里虽然是一家服装公司，但包容度似乎并不强。
“我刚来这家公司的时候，有一个实习生每天都会画一个比较浓的欧美妆容。但是我们这边会有工艺师说她化的妆太浓，感觉非常夸张。不化的时候又会说‘我都认不出来你了’。”王心语介绍，这里的工艺师，可能就是缝纫工出身，技术非常厉害，但是本身受的文化和时尚教育并不足，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少见多元的装扮。
每每这时，她就会怀念上海武康路一些自发的“文化时尚活动”。那段时间，也有热心人给王心语介绍男朋友，但都不了了之。“这边的男孩子更倾向于找本地的女孩子，人家会觉得你总是要离开的，有太多不稳定的因素。”王心语说，她的父母倒是希望她能找一个外地男朋友，这样两个人如果有更好的机会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离开。
王心语总是想重新回到上海，大学的时候，她最喜欢和同学从学校骑共享单车到黄浦江边，边吹风，边聊天，边散步，也喜欢和朋友们逛上海稀奇古怪的市集长见识。“或许怀念的不是上海，而是那群人。”她说。
张扬在朋友们的眼中是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他在北京的朋友圈大多通过展览、话剧、电影和讲座建立。
“2020年之前，北大还没有封闭管理，我经常去蹭戴锦华老师的课，当时就认识了一些‘挚交’。”张扬说。
2021年秋天，他和朋友合伙开的酒吧倒闭了。同年11月退了租，坐了16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回到包头。凌晨5时11分到达，下车之后想吃个早餐，却发现大多数早餐摊还没营业。
他在朋友圈写道：“想必未来每一个饥饿的凌晨都会无比想念深夜两点出摊的北京早餐和30分钟可送达的外卖小哥。”
回家前，他带着下载了数千部电影的机械硬盘，买了手冲咖啡装备和投影仪，企图用一种 “浅薄无聊但体面的”生活方式对抗小城“几乎空白的”文化生活。回家之后，张扬却成了一名撰稿人。“不止影评，什么活都接。”
在包头，他也曾试着融入初高中同学的社交圈，但张扬遗憾地发现：“由于彼此的生活经历不同，和同学回忆完青春之后，便难再有共同语言。”他说：“最长的一次25天没有出门。”
“北京一直都是这样，竞争强，压力大，节奏快；但再回来，总得明确地图点儿什么，可能是物质享受，可能是医疗资源，也可能是精神需求。”张扬说。（应受访者要求均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