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查询:2023年12月15日

三国曹魏时期的丝绸之路

  两汉时期,敦煌就已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中心,商旅往来无有停绝。然而,东汉末期至曹魏初年,敦煌、酒泉、张掖等河西各郡却陷入持续动荡,严重影响了丝路的稳定。
   曹魏统治集团始终从战略高度出发经营凉州地区。凉州通常被划分为陇西、河西(亦称“河西四郡”)两部分,物产富饶,易守难攻,乃兵家必争之地。蜀汉诸葛亮、姜维数度用兵,皆以夺取陇西各郡为目标。如此一来,经营河西四郡就在曹魏政权的西部防御体系中居于更重要地位。一俟陇西有失,魏军尚能凭籍敦煌、酒泉等地的军事力量,牵制、延缓蜀军攻势。
   为达目的,几代曹魏统治者不遗余力:文帝曹丕力图恢复朝廷的主导权,任命邹岐为凉州刺史领 “戊己校尉”,以护西域;委任尹奉为敦煌太守平定“黄张(黄华、张进)之乱”,稳定河西。明帝曹睿启用仓慈主政敦煌,整顿秩序,宣抚远人,使趋于衰落的丝路重焕生机。
  汉末魏初,敦煌动荡不安
      东汉末年,朝政陷入诸侯割据,而作为丝路东端重要枢纽的敦煌,因远离中原,更加动荡。先是,太守马艾卒于任上。在与朝廷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敦煌士庶共推功曹张恭暂时担任 “长史”,代行郡守之职。此“长史”是“敦煌长史”,属于边境州郡主官的副职,与东汉在西域设立的“西域长史”截然不同。“西域长史”相当于汉政权在西陲最高军事、行政长官“西域都护”的副职,首任西域长史为“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的定远侯班超,而至东汉末年,朝廷不再设都护,仅任命长史对西域实施管理。
   最终,“张黄之乱”被平定,张就生还,父子美名传遍西陲。曹魏黄初二年(221年),张恭被曹丕任命为西域戊己校尉,赐“关内侯”,张就亦官拜金城太守。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尹奉被张氏父子迎入敦煌。
  凉州之乱,丝路贸易举步维艰
      尹奉,字次曾,凉州汉阳人(魏明帝时期改天水为汉阳),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宿将。他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主政敦煌,主要是在“凉州逐马”中表现突出。东汉建安十七年(212年),在潼关败北的马超不甘失败,在汉中张鲁所派杨昂助战之下,席卷天水、南安诸郡,占据州治冀城,杀害了凉州刺史韦康,随后自称“征西将军”,领并州牧,督凉州军事。参军杨阜不满马超 “背父叛君,虐杀州将”,借口妻子故去前往历城联络表兄抚夷将军姜叙,以及忠于曹氏的尹奉、赵昂等凉州将领,共同逐马。众人经周密谋划,采取“调虎离山”之计谋略。
   曹、马反复争夺的凉州、潼关一带,正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和贸易集散地,这场战乱对丝路商贸产生了巨大影响。期间双方三度鏖战,除第一次是争夺关中,其余均发生在凉州。陇西、关中的兵戈抢攘不仅造成生灵涂炭,也让丝路贸易举步维艰:来自中亚、西亚的商旅无法抵达长安,止步于敦煌。
   彼时的敦煌也存在问题:长期处于无序状态,甚至出现长达20多年的无太守“真空期”,俨然“独立王国”。当地土霸王们不仅坐地设卡层层盘剥,还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强收货物,敲诈勒索,令过往商贾苦不堪言。曹魏建政后,尹奉接替马艾被委以敦煌太守之职,在当地整顿市场、推行军屯,取得一定成绩,但仍难驾驭专横跋扈的世家大族、清理多年积累的弊习,加之个人能力有限,恢复丝路繁荣的努力并不顺利。
  仓慈主政,敦煌丝路再现生机
   尹奉的继任仓慈则在治理敦煌方面取得非凡成就。仓慈本是一名出身淮南的郡吏,魏明帝太和年间,仓慈被任命为敦煌太守。起初,对于新到任的父母官,各界并不看好:武将出身的陇西人尹奉都没能有效控制敦煌局面,这位淮南郡吏甚至连凉州籍都不是,如何能压制住当地豪强?
   仓慈到任之初,针对敦煌大姓雄张的局面,按人口分划土地给百姓,抚恤贫羸,百姓只需勤勉耕种,逐年归还土地本价。此举既限制了地主势力的恶性发展,又缓解了社会矛盾,敦煌人口逐步回升。
   仓慈最引人瞩目的为政举措莫过于完善过所制度,整顿贸易秩序,重振丝绸之路。所谓“过所”是一种过关文书,战国时期既已有之。《西游记》中唐僧取经团队持有的“通关文牒”,实际上就是“过所”。仓慈主政敦煌期间,凡是来到敦煌的商人,若愿继续东行,则由政府进行登记,发放过所,其上写明持有人的身份、目的地、发放时间以及携带货物等信息,以备沿途关津核查;如商旅决定自敦煌折返,不再东进,所携货物由政府“平取”(按市价公平交易),还贴心地派遣专人护送离境,以保人身和财物安全。
   另一项举措是保护“异族婚姻”。汉魏之交,许多粟特人客居在凉州的丝路沿线城市从事商贸活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代,故岑参的名篇 《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中才会有“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之句,诗中的“胡人”就是粟特人。在现存敦煌文书《杂抄》中,亦可看到“(仓)慈到郡,处平割中,无有阿党。胡女嫁汉,汉女嫁胡,两家为亲,更不相夺”记述。在仓慈的努力下,汉末魏初一度萧条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了活力,仓太守到任数年,事必躬亲,殚精竭虑,最终在任上病逝。
  千年回响,多元文化光耀敦煌
      两汉以降至隋唐,各国各族商贾沿丝路来到敦煌经商、定居。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来最多的要数粟特人,
   作为古代丝路上最活跃的商业民族,粟特人在我国西北各地留下了许多史迹与文物。1907年,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 (MarcAurelStein)在敦煌西北的汉代长城烽燧考察,发现了八封粟特文信札,这便是开启了粟特学研究序幕的“粟特文古信札 (SogdianAncientLet-ters)”,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粟特文书。尽管学界对于这批信札的确切断代尚存争议,有“东汉末年”和“西晋末年”两种观点,但两个时点都距曹魏经营河西走廊为期不远。
   从文字上看,信札分别从金城、姑臧和敦煌等地寄出,最终目的地是中亚古城撒马尔罕(Samarkand)。粟特文书的发现证明,至迟在西晋时期,中国人发明的纸张已经沿丝绸之路向西传入中亚。
  据《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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