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岳阳楼记》看宋代公务经费怎么花
范仲淹《岳阳楼记》开篇即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滕子京为何会谪守巴陵郡，这里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
大约庆历三年 （公元1043年）七八月，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郑戬给朝廷发来报告，检控前任知渭州张亢“在渭州过用公使钱”、知庆州滕宗谅（即滕子京）之前在知泾州任上亦“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随后，监察御史梁坚对张亢、滕宗谅发起弹劾：张亢“出库银给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滕宗谅“用过官钱十六万贯，有数万贯不明，必是侵欺入己”。
这里我们需要先弄明白概念，什么是“公用钱”“公使钱”。
简单地说，公使钱是朝廷拨给领有节度使兼使相、节度使、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荣衔的长官的个人津贴，“皆随月给受，如禄奉焉”。公使钱的数额，依长官的官阶分为若干等，从五百贯至二万贯不等。长官可以自由支配属于他的公使钱。
公用钱则是朝廷拨给中央机构与地方政府的特别办公经费，主要用于公务需要的宴请、招待、馈赠、捐赠、补助。公用钱的数额，“随州郡大小立等，岁自二百贯至五千贯止”。公用钱必须由知州与通判联署签字才可以领用，“皆长吏与通判署籍连署以给用”，每一笔支出都要在账籍上登记清楚，接受审计。
不过宋朝人经常将 “公用钱”也写成“公使钱”，以至于读史的人也常常将公用钱与公使钱的性质弄混淆了。有一点我们应该先说明：张亢、滕宗谅涉嫌滥用的，是属于地方政府公务经费性质的公用钱，而不是属于长官个人津贴性质的公使钱。
庆历年间，战争造成的沉重财政负担已将朝廷搞得焦头烂额。仁宗见到御史的弹章，震怒，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邠州 （今陕西彬县）调查张亢、滕宗谅究竟有没有贪污公款。
燕度在陕西调查了三四个月，就掌握的证词、证据而言，都未能证实张亢与滕宗谅将公用钱“侵欺入己”。但这两个人花钱都十分大方，张亢“好施轻财，凡燕犒馈遗，类皆过厚”；滕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因此，若说他们“枉费公用钱”，应该是确凿无疑的。
那么，应该如何处分张亢与滕宗谅呢？范仲淹提出，张亢、滕宗谅薄惩即可，因为他们都没有侵吞公款，只是滥用公用钱。仁宗经再三权衡，决定听从范仲淹之言，对张亢、滕宗谅都从轻发落，于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正月，将张亢降为四方馆使、本路钤辖；滕宗谅降一级官阶，保留天章阁待制的荣衔，贬知虢州（今河南灵宝市）。但是，仁宗对滕宗谅的从轻发落受到御史台的强烈反对。最后，仁宗不得不“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言”，在二月份重新下诏，将滕宗谅贬到蛮荒之地岳州（今湖南岳阳）。
被贬知岳州的滕宗谅却不怎么计较穷山恶水，上任不久，便决定重新修葺岳州的岳阳楼。这一次，滕宗谅不敢动用公款，而是采用类似“众筹”的办法——岳州有不少“老赖”，欠债不还。滕宗谅便发布一个通告：“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意思是说，凡是讨不回债款的债主，如果愿意将他们的一部分债权捐献给政府修建岳阳楼，政府将协助他们追债。于是“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
岳阳楼建成，滕宗谅请老朋友范仲淹写了那篇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又请大书法家苏舜钦手书《岳阳楼记》，刻于石碑；再请著名篆书家邵觫为《岳阳楼记》石碑“篆额”。时人将滕楼、范记、苏书、邵篆合称为“天下四绝”。
据《北京日报》
大约庆历三年 （公元1043年）七八月，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郑戬给朝廷发来报告，检控前任知渭州张亢“在渭州过用公使钱”、知庆州滕宗谅（即滕子京）之前在知泾州任上亦“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随后，监察御史梁坚对张亢、滕宗谅发起弹劾：张亢“出库银给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滕宗谅“用过官钱十六万贯，有数万贯不明，必是侵欺入己”。
这里我们需要先弄明白概念，什么是“公用钱”“公使钱”。
简单地说，公使钱是朝廷拨给领有节度使兼使相、节度使、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荣衔的长官的个人津贴，“皆随月给受，如禄奉焉”。公使钱的数额，依长官的官阶分为若干等，从五百贯至二万贯不等。长官可以自由支配属于他的公使钱。
公用钱则是朝廷拨给中央机构与地方政府的特别办公经费，主要用于公务需要的宴请、招待、馈赠、捐赠、补助。公用钱的数额，“随州郡大小立等，岁自二百贯至五千贯止”。公用钱必须由知州与通判联署签字才可以领用，“皆长吏与通判署籍连署以给用”，每一笔支出都要在账籍上登记清楚，接受审计。
不过宋朝人经常将 “公用钱”也写成“公使钱”，以至于读史的人也常常将公用钱与公使钱的性质弄混淆了。有一点我们应该先说明：张亢、滕宗谅涉嫌滥用的，是属于地方政府公务经费性质的公用钱，而不是属于长官个人津贴性质的公使钱。
庆历年间，战争造成的沉重财政负担已将朝廷搞得焦头烂额。仁宗见到御史的弹章，震怒，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邠州 （今陕西彬县）调查张亢、滕宗谅究竟有没有贪污公款。
燕度在陕西调查了三四个月，就掌握的证词、证据而言，都未能证实张亢与滕宗谅将公用钱“侵欺入己”。但这两个人花钱都十分大方，张亢“好施轻财，凡燕犒馈遗，类皆过厚”；滕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因此，若说他们“枉费公用钱”，应该是确凿无疑的。
那么，应该如何处分张亢与滕宗谅呢？范仲淹提出，张亢、滕宗谅薄惩即可，因为他们都没有侵吞公款，只是滥用公用钱。仁宗经再三权衡，决定听从范仲淹之言，对张亢、滕宗谅都从轻发落，于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正月，将张亢降为四方馆使、本路钤辖；滕宗谅降一级官阶，保留天章阁待制的荣衔，贬知虢州（今河南灵宝市）。但是，仁宗对滕宗谅的从轻发落受到御史台的强烈反对。最后，仁宗不得不“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言”，在二月份重新下诏，将滕宗谅贬到蛮荒之地岳州（今湖南岳阳）。
被贬知岳州的滕宗谅却不怎么计较穷山恶水，上任不久，便决定重新修葺岳州的岳阳楼。这一次，滕宗谅不敢动用公款，而是采用类似“众筹”的办法——岳州有不少“老赖”，欠债不还。滕宗谅便发布一个通告：“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意思是说，凡是讨不回债款的债主，如果愿意将他们的一部分债权捐献给政府修建岳阳楼，政府将协助他们追债。于是“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
岳阳楼建成，滕宗谅请老朋友范仲淹写了那篇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又请大书法家苏舜钦手书《岳阳楼记》，刻于石碑；再请著名篆书家邵觫为《岳阳楼记》石碑“篆额”。时人将滕楼、范记、苏书、邵篆合称为“天下四绝”。
据《北京日报》